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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曾刚认为，营造良好的货币金融环境，总量上自然是要流动性合理充裕，进一步降低实体经济的实际融资成本。结构上要加强对重大战略、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的优质金融服务，进一步优化结构。

　　　　“历史和现实反复证明，搞乱一个社会、颠覆一个政权，往往先从意识形态领域打开缺口，先从搞乱人们的思想入手。思想防线一旦被攻破，其他防线就很难守住，政权安全和制度安全也会随之垮塌。”

　　　　相比之下，中国在做决定时考虑的都是事情本来的是非曲折和必要性。中国对相关对话始终持开放态度，依据的就是有没有必要性，而不是仅仅因为英国国内的一些狭隘表现就赌气拒绝对话，体现的是中国对全人类负责任的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