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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人是怎么规范婚姻和生育的?
“单身狗”要多交税 同姓不能结婚

  人是社会的主体。没有了人,就没有了社会,乃至没有了一切。

  近些年来,结婚率不高,生育率下降,尤其是国家放开二胎政策后,人们生育行为远没有达到政策预期。

  而在我国古代,从“狠抓婚育”的角度讲,还真有不少办法哩!

  《诗经》里都鼓励“多生”

  古代技术水平低,生产力低下,因而人口就是最直接最重要的生产力和战斗力。故历朝历代都非常重视人口的增殖。夏商周这样的奴隶社会,就生发出“多子孙甲”(《殷墟书契后编》)、多子多福的思想。而到了春秋战国时期,战争频发,对人口的需求更甚,“多生”是要被大大鼓励的。一些文学作品中就反映了这样的思想,比如《诗经·周南·桃夭》就说,“桃之夭夭,有蕡其实,之子于归,宜其家室”,就是对妇女婚后能够多生育作出的美好祝愿(“蕡”形容果实很多的样子)。

  孔子继承了这方面的思想,将延续子嗣、扩殖子孙上升到孝的高度,说“天地之性人为贵,人之行莫大于孝”(《孝经·圣治》),即“百善孝为先”,而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孝就是繁衍子孙,世代相传,不绝祖祀——“父母生之,续莫大焉”“不孝有三,无后为大”。从社会层面讲,孔子认为德政者须施仁政,他把人口增殖视为仁政的重要内涵,也是固国安邦的前提条件,“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之后,儒家强调增殖人口的思想为历代封建统治者和广大民众所遵从。

  古人也“催婚”

  人是两性生殖的。先人们在婚育实践中逐渐认识到血缘关系越远的男女婚配,越容易生出数量多、体力强、智力优的子代。从进化论角度看,人类的性选择行为(男女相向选择配偶)和结合方式(家庭形式),是人类种质进化和社会发展的最原始的动力。故而,早在我国历史上第一部比较系统的成文法典《法经》(战国时魏国李悝制定)诞生之前,夏商周“上三代”就逐步建立起婚姻家庭制度。

  西周正式定义“婚姻者,合二姓(性)之好,上以事宗庙,下以继后世”(《礼记·婚义》),就是说,男女成婚,要对上眼,不能拉郎配。周公旦对此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主持制定了婚姻“六礼”等一整套婚俗礼制,全面加强对世人婚姻行为的规制,并且规定“夫妻性事入室”(当时民间还有野合风习),旨在规范民众的性行为,维护社会正常秩序。

  纵观古代的婚育家庭制度,组建家庭要经过一套严格而神圣的程序,可以看作是用仪式感增强男女对婚姻家庭的责任感。早在周代就设置“媒氏”之官,主管婚事。经春秋至汉唐,“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由民风婚俗演变为法律条文,“为婚之法,必有行媒”(《唐律·户婚》)。元代还规定,定婚必须有媒人参加,需立婚书。明清时,“嫁娶皆由祖父母父母主婚,俱无者,从余亲主婚”。

  古代“催婚”也完全不亚于现代,年纪到了就得结婚生娃。《孔子家语》说,“男子二十而冠,有为人父之端,女子十五许嫁,有适人之道,于此而往,则自婚矣。”相反,如果一直做“单身狗”,那是要受罚的,《汉书·慧帝纪》就提到,“女子十五以上至三十不嫁者,五算(即多交税赋)。”这可谓是真正的催婚了。

  古代人优生的观念也很强。“同姓不婚”(类似于现在《婚姻法》里的禁止近亲结婚)是古代社会的一条婚姻禁忌,因为“男女同姓,其生不蕃”(《左传》),即认为同姓通婚将影响种族的繁衍和后代的素质。古人还将五行说引入婚育,形成了极富神秘色彩的性文化和生育禁忌,主旨在于优生。比如妇女怀孕之后要“谨同房、戒淫声、杜邪色、正言行”。宋代陈自明的《妇女良方》、唐代孙思邈的《千金要方》都有养胎护胎之述。

  大家庭历代都受追捧

  中国人强烈的家庭观念,很大程度上源于古代对家庭规模效益的一种追求。

  在农耕文明条件下,家庭是物质资料和人类自身“两种生产”的具体实现单元。鉴于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和经济组织形式,在中国几千年农业文明(封建)社会中,从王朝到民间都高度重视家庭规模,都自觉不自觉地鼓励大家庭。从隋唐至明清,历代王法都限制父母在世而兄弟分居的“不孝之举”,如“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唐律疏议》)。

  浙江省浦江县郑宅镇的郑氏家族,自南宋建炎年间始,历宋元明三朝,十五世同居共食达三百六十余年,鼎盛时有三千多人同吃一锅饭。洪武十八年(公元1385年),明太祖朱元璋亲赐“江南第一家”匾额以示朝廷的旌表,以期产生示范效应。

  在社会越来越多元化的今天,人们的婚姻、生育观念也在不断发生变化。我们在制定相关政策法规的同时,也不可忽视婚育文化的培养。可以结合古代婚育文化中一些积极向上的元素进行宣传引导,在提高生育率、强化优生优育等方面,或许能收到更好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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