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更新:
首页 >  专题 >  特别策划 >  以案释法 >  典型案例 正文
杭州互联网法院十大典型案例

  自2017年8月18日挂牌以来,杭州互联网法院按照依法有序、积极稳妥、遵循司法规律、满足群众需求的要求,探索涉网案件诉讼规则,完善审理机制,提升审判效能,为维护网络安全、化解涉网纠纷、促进互联网和经济社会深度融合等提供司法保障。值此试点一周年之际,梳理出十大典型案例,涵盖涉网知识产权、互联网金融、电子商务、涉网人格权保护等各方面。


  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诉李某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

  ——电子合同成立与生效的认定

  裁判要点

  保证人通过其专门研发的APP将制式电子保证借款协议作为APP的一部分提供给借款人与贷款人完成借贷,并将该笔贷款作为借款人需支付的货款归其所有,应视为保证人已确认对该笔贷款提供担保;借款人点击APP上设置的申请贷款等环节后提交绑定该协议,可视为其确认并接受该贷款协议;作为APP及借款协议中指定的唯一的贷款人,贷款人在审查借款人提交协议后通过在该APP相关系统点击同意向贷款人放款,亦应视作其确认并接受贷款协议。贷款人是否存在超地域范围经营属于行政管理问题,并不影响借贷合同及担保的效力。

  基本案情

  2016年8月2日,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被告李某某销售其产品某车载娱乐系统并提供售后服务,该商品价款8999元。被告出具个人声明,载明其本人李某某现自愿申请安装该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购买指定商业险附赠交强险)。对于每月还款374.96元,共二十四期一事以及逾期责任本人已经明确清楚。每期还款由本人承担,此产品为分期付款,一旦安装不可退货,本人愿意承担还款与一切后果。被告手机下载注册了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的APP,注册认证后进入分期购买某某金融页面,分期购详情为:分期购业务是由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联合杭州某某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开发的分期消费服务。该分期购根据实名用户信用记录,授予分期购的额度,用户可以根据授信,零首付先购买商品,再后续付费(目前支持24期付款,免利息及手续费)。点击进入分期购买确认申请信息页面,确认信息载明:购买某某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总金额8999元、贷款期限24期、月供金额374.96元、首付0元、利息0元。确认提交进入审核状态,审核通过后,安装网点扫描二维码,确认安装,车主手机端扫描二维码/条码后,页面显示:车辆信息、WIFI名称、车主手机号、ICCID、油卡卡号、确认油卡卡号、同意《金融还款协议》,点击“提交绑定”按钮,显示“绑定成功”。

  该《金融还款协议》载明:保证借款合同。贷款人: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人:李某某,保证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特别提醒:在借款人确认同意本合同之前,借款人已清楚知悉并充分理解车载设备产品的所有信息,同意向贷款人申请本贷款。一旦借款人在贷款网站或其他与本贷款相关的客户端点击接受本合同,即意味着借款人已阅读、接受本合同所有条款,并对本合同条款的含义及相应的法律后果已全部通晓并充分理解,同意接受本合同约束。具体内容包括:借款金额8999元;用于购买贷款人指定车载设备,自借款人还款结束前,贷款人对此车载设备享有处置权;借款人不可撤销的授权贷款人将合同项下的借款以借款人支付购买车载设备款的名义直接划入某某公司的账户内,无需再行授权和确认。合同履行中发生争议,由贷款人住所地人民法院管辖;合同自贷款人、借款人、保证人三方签字、盖章(指印)或自贷款人、借款人、保证人三方在贷款网站或其他与本贷款相关的客户端点击接受本合同之日起生效等。

  某某公司系本案收付款服务提供方。同日,在被告安装某车载娱乐系统设备、点击确认上述分期购买申请信息并点击“提交绑定”后,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通过在该APP系统点击“放款”,支付某某公司涉案款项8999元,某某公司将该款项转付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

  同日,该《金融还款协议》经过可信时间戳验证中心验证。

  2016年9月至12月,被告通过该APP偿付四期共还款1499.84元。 2017年1月18日,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闭了还款通道。2017年2月15日,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被告更换后的还款通道。

  另查明:某某公司为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网上款项支付等服务;杭州某某互联网金融服务公司为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从事网上借款业务提供平台等服务。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12月28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李某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偿付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借款本金7499.16元、逾期罚息与违约金299.97元(计至2017年4月20日,后续以本金7499.16元为基数按年利率24%计算至清偿之日止);二、驳回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向被告销售其产品某车载娱乐系统及服务,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与被告形成买卖合同法律关系,被告通过该APP申请消费贷款,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系该APP上的贷款供应方。本案争议焦点主要有以下三项:一、原、被告是否有借款合意,借款合同是否成立生效;二、原、被告是否约定支付利息、罚息、违约金;三、还款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

  关于原、被告之间是否有借款合意,借款合同是否成立生效。本案被告购买某某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及服务的款项来自贷款,该APP分期购买申请信息页面载明购买某某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总金额8999元、贷款期限24期、月供金额374.96元,提交绑定页面载明协议为该《金融还款协议》,上述内容网页通过逐步点击流转最后进入借款申请的提交页面,证据之间相互印证,可以证明被告知晓或应该能知晓通过向他人申请贷款一次性支付购买某某车联网智能娱乐系统及服务的货款,由于包含上述内容的自绑定身份开始的整个申请步骤由被告或被告授权的人来完成,可视为被告向平台上的贷款人作出了借款的意思表示。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系该APP上金融还款协议中载明的贷款人,某某公司系某某金融收付款服务提供方,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在APP系统审查协议后按协议载明方式通过网上点击将款项通过某某公司转付给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支付涉案系统购买款,鉴于贷款本身具有特定购买用途,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支付给商家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具有合理性,故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出了贷款给被告的意思表示。电子借款协议的另一方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系该APP的运营方,通过该款APP设置其产品的购买者申请贷款以支付其货款的流程,并以电子借款协议明确借款人、贷款人及保证人的权利义务关系。由于电子借款协议内置于APP软件中公开对外供其余受要约人确认,该电子借款协议的内容可视作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事先同意的要约内容。故本案被告通过该APP点击申请借款,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通过该APP点击同意放款,担保人通过其系统设置以数据电文形式确认了协议,该APP自动生成了电子借款协议,故三方当事人系通过数据电文形式网上订立了合同。该合同成立之时,即发生效力。被告辩称合同约定了生效要件,本案案涉协议未签字亦未在案涉该APP点击接受,合同未生效。法院认为,被告通过该APP点击提交绑定该协议,可以认定其点击接受;该该APP本身由保证人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运营,保证人在将制式电子借款协议作为APP的一部分对外公开供借款人与贷款人点击的软件设置操作中,必然包含或者可以视为包含了其点击接受的动作;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作为APP及借款协议中指定的唯一的贷款人,在审查借款人提交协议后通过在该APP相关系统点击同意向贷款人放款,该点击动作可以视作其点击接受,故可以综合认定该协议经三方点击接受,协议发生法律效力。被告辩称不知道协议内容,但该电子借款协议被设置为独立环节和必经流程,被告在申请贷款过程中必须点击查看,否则无法进入接下来的“绑定递交”环节。退一步讲,即便被告确实没有点开阅读该电子借款协议,由此产生的法律责任亦应由被告承担。被告辩称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超地域范围经营,法院认为超区域经营涉及行政管理问题,并不影响本案民事主体之间形成的权利义务关系,涉案合同并不具有合同法规定的合同无效的情形,故被告之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双方是否约定利息、罚息、违约金。《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二百一十一条规定,自然人之间的借款合同对支付利息没有约定或者约定不明确的,视为不支付利息。该APP分期购买页面分期购详情直接载明该分期购根据实名用户信用记录,授予“分期购”的额度,用户可以根据授信信息,零首付先购买商品,再后续付费(目前支持24期付款,免利息及手续费),申请贷款信息页面亦直接载明利息0元。《金融还款协议》载明了利息的计算标准,但未以合理的方式由被告知晓,且本案协议系该APP系统自动生成的格式化合同,借款人尚需单独点击打开阅读才能知晓,其与该APP免利息承诺相矛盾情况下,应当作出特别说明或特别告知。本案未以显著位置或弹窗或强制打开等方式对此作特别提示。故本案利息约定不明,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之利息诉请法院不予支持。该金融还款协议载明了罚息、违约金,系对违约还款行为责任的约定,且通过短信方式提示被告逾期后的罚息与违约金,被告未按期偿还应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第三十条规定,出借人与借款人既约定了逾期利率,又约定了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出借人可以选择主张逾期利息、违约金或者其他费用,也可以一并主张,但总计超过年利率24%的部分,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该金融还款协议约定的罚息与违约金之和超出了法定最高限额,应按年利率24%计算。

  关于还款是否逾期及逾期时间。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已履行了贷款义务,被告理应按期还款。被告辩称卖家未履行涉案买卖合同才导致被告未付款。法院认为本案借款用于支付货款,但买卖双方形成的买卖合同关系与本案借贷双方形成的借贷关系系不同法律关系,卖方未履行合同并不能作为不履行本案借款的合法抗辩理由。被告自2016年9月还款后未再还款,应按合同约定承担相应的逾期还款责任。根据合同约定,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有权主张未届清偿期借款提前到期。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未提供证据证明其通知被告提前到期,故本案借款提前到期时间为本案被告应诉材料送达之日。本案借款约定分二十四期偿还,每月一期,某某金融付款协议载明每月20日为还款日,可认定在每月20日为约定的还款日,逾期还款应自逾期之日起按年利率24%支付逾期付款罚息和违约金。2017年1月18日某信息技术有限公司关闭了还款通道,2017年2月15日杭州市某某小额贷款股份有限公司通知被告更换后的还款通道。因通道在2017年1月20日还款日关闭,故该月未还款可迟延至通道恢复后的下个月。本案借款自2017年2月21日起逾期。截至2017年4月20日,被告尚欠逾期付款利息299.97元。



  浙江广播电视集团诉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及单期综艺性影视作品侵权赔偿数额的认定

  裁判要点

  一、影视作品著作权由主持影视作品制作并承担组织与财务责任者享有。虽然在影视作品上署名为“联合出品单位”,但不能证明实际组织与直接出资参与了影视作品制作的,不能被认定为影视作品的著作权人。

  二、综艺影视作品每期节目的表现主题、演员阵容、场景选择、表演方式均有所不同,具有各自的独创性,能独立构成单一作品,遭受侵权时可以单独在法定最高赔偿限额内获得赔偿。 

  基本案情

  原告浙广集团为组织实施《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的节目制作,曾投入大量资金。2014年11月,浙广集团与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签订协议约定:浙广集团授予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独家、排他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期限一年,授权使用费35000万元,每期为23333333元。2015年6月,浙广集团与北京某某广告有限公司签订《电视广告承揽合同》约定:《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登载“某某说”产品冠名广告,总价为23634万元。

  2015年10月30日,《奔跑吧兄弟(第三季)》(下称“涉案作品”)在浙江卫视及新蓝网首播,在该涉案作品片尾处显示有:“本节目著作权由浙江广播电视集团所有”以及“联合出品单位 某某广播公司、某某传媒集团”等内容。同年11月,被告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开发运营的播放软件上上线涉案作品,并向用户提供付费点播服务。

  浙广集团认为,其依法享有涉案作品完整的著作权,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未经授权提供、传播涉案作品,已构成侵权。被告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系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独资股东,在无法证明财产不混同的情况下应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被告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和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则对浙广集团是否具有诉讼主体资格提出质疑。同时,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辩称,其已从第三方北京某某公司获得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并尽到合理注意义务,不应承担赔偿责任。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则辩称,其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并未财产混同,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足以独立对外承担民事责任。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12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赔偿原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经济损失及诉讼合理支出496万元,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履行完毕;二、驳回原告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期间各方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2日作出民事调解书,被告对一审判决赔偿金额已全部履行完毕。

  裁判理由

  法院判决认为,该案系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综合各方当事人的诉辩意见,该案主要存在以下争议焦点,现逐一阐述如下:

  一、浙广集团是否享有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其诉讼主体是否适格。

  《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的形成包括了编剧、导演、台词、音乐等因素,系摄制在一定介质上,由一系列有伴音或者无伴音的画面组成,并且借助电视播放等方式传播的作品,具有独创性,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构成要件的规定,属于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系综艺性节目,其每一期节目的表现主题、演员阵容、场景选择、表演方式均有所不同,具有各自的独创性,可以独立构成单一作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著作权法》(以下简称《著作权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享有;如无相反证明,在作品上署名的公民、法人或者其他组织为作者。

  该案中,浙广集团为证明涉案作品权属所提供的多份合同及相应的支付凭证显示,《奔跑吧兄弟(第三季)》系由浙广集团出资制作完成,且涉案作品《奔跑吧兄弟(第三季)》上已明确署名“本节目著作权由浙广集团所有”。在无相反证据的情况下,可以认定浙广集团系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浙广集团虽已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许可给了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但并未放弃包括诉权在内的维权权利,作为涉案作品的著作权人其对许可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使用期内发生的侵害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仍有权以自己的名义提起诉讼,是该案适格原告。

  二、浙广集团所指控的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是否成立。

  依据《著作权法》第十条规定,信息网络传播权即以有线或者无线方式向公众提供作品,使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和地点获得作品的权利。信息网络传播权作为一项法定著作权,是由权利人享有的专有权利,凡是未经权利人许可,亦无法定或约定除外情形的,实施受该专有权利控制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构成侵权。     该案中,根据浙广集团提交的两份公证书显示,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在其经营的手机应用平台上通过移动通信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了《奔跑吧兄弟(第三季)》十期节目的付费点播服务。虽然该公证书附件光盘仅记录了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置于信息网络中的涉案作品各期节目的部分视频,但其内容与涉案作品相对应部分的内容相同,其节目名称中的编号与涉案作品首次播出时间相同,其每期节目的播放时长与涉案作品的播放时长也基本相同,且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已认可二者基本一致。因而,可以认定二者为同一作品。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使得公众可以在其个人选定的时间、地点获得涉案作品,其行为属于信息网络传播行为,受信息网络传播权控制。

  关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提出已获得北京某某公司合法授权许可的抗辩。就本案而言,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其与北京某某公司签订的《内容合作协议》,是双方合作的框架协议,并未具体涉及涉案作品的使用授权;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署名为北京某某公司的免责声明,虽然直接指向涉案作品的授权使用,但北京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在本案诉讼过程中出具的书面声明,对此予以否定。两份证据证明内容前后矛盾,因署名为北京某某公司的免责声明系存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平台上的电子文档,并非书证原件,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至今未提供该免责声明的原件进行核对,而北京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的书面声明为书证原件,两者在证据形式上,后者的证明效力明显高于前者。在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未能补充提交能够支持其主张的新证据的情况下,该院对北京某某公司与北京某某科技有限公司书面声明的证明内容予以采信。因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该项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该院不予支持。

  综上,该院认为,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作品进行了信息网络传播,缺乏相应的授权,亦不存在法定免责情形,已构成对浙广集团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

  三、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应否承担连带责任。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第六十四条的规定:“一人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不能证明公司财产独立于股东自己的财产的,应当对公司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中,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开设有独立的存款账户,有自己的独立组织架构,相关财务审计报告亦反映了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经营成果、现金流量、关联方交易等财务状况,可以证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拥有独立的财产,能够独立地对公司债务承担民事责任。虽然相关财务审计报告中反映了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与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有较大规模的关联交易,但两者的应收账款与应付账款相互抵冲后差额较小,不足以证明两者之间已构成财产混同。故对浙广集团主张某某文化科技有限公司应对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的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四、民事责任的确定。

  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了前述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行为,应承担停止侵权、赔偿损失之责任,对浙广集团的相应诉讼请求法院予以支持。因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已对涉案作品作了下线处理,即已经停止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故法院对浙广集团要求停止侵权的诉讼请求不再予以处理。对于浙广集团认为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播放涉案作品时未加署名,侵犯了其作品署名权,因此要求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公开赔礼道歉的诉讼请求,法院认为,因涉案作品的署名均标记于片尾部分,而浙广集团提供的被诉侵权视频仅有片头部分,依现有证据无法判定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在播放涉案作品时删除了浙广集团的署名,浙广集团的该项诉讼主张,无事实依据,不能成立。且赔礼道歉属于人身权利受到侵害时的救济方式,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所侵害的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不属于人身权,故对浙广集团该项诉讼请求,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根据《著作权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该案中,浙广集团主张按照其受到的损失计算赔偿数额,主张单期节目赔偿标准为49.5万元,其计算依据为涉案作品的制作成本、信息网络传播权的授权使用价格及同类型案件赔偿判例,而根据该案查明的事实,浙广集团对该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权使用的权利范围与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具体使用情况在播出方式、使用范围、授权时间上均存在差异,且依据浙广集团提交的合同及相关凭证亦无法直接推算出因侵权行为遭受损失的具体数额。因此,在权利人的实际损失和被告因侵权行为的违法所得均难以确定的情况下,适用法定赔偿方式确定赔偿数额。该院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知名度,侵权行为的持续时间,方式、性质和过错程度等因素,确定赔偿数额。

  同时,该院还注意到以下事实:1.涉案作品《奔跑吧兄弟(第三季)》及其制作者具有很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力,且制作成本较高;2.涉案作品《奔跑吧兄弟(第三季)》单期节目信息网络传播权一年授权使用费即高达2333.3万元,产品冠名广告费也高达23634万元,该作品具有极高的商业价值;3.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实施的侵权时间长,且大多侵权行为处在涉案作品热播期间;4.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对浙广集团要求其停止侵权的律师函,未予及时回应及停止侵权行为,具有侵权的主观恶意;5.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的手机应用平台,受众覆盖面广,用户数量众多;6.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虽提交了涉案侵权作品播放的用户数、结算费用等数据,但该数据系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自行统计,且没有提供相关原始凭证,亦未经专门机构审计核实,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由此带来的举证不能的法律责任。

  综合以上考量因素,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作为专门的网络视频提供者,在涉案作品热播期间实施信息网络传播侵权行为,并持续一年多,且经该院释明拒不提交侵权作品的点播及收益的原始数据,致使法院无法查明侵权的具体获利。综合考虑涉案作品的类型、知名度、影响力、制作成本、许可使用费以及侵权的程度、性质等因素,为弥补权利人的经济损失,惩戒恶意侵权行为,该院对浙广集团提出的每期作品赔偿49.5万元的诉讼请求予以支持,判令某某视讯科技有限公司按《奔跑吧兄弟(第三季)》十期节目共十个作品,每个作品各赔偿49.5万元,另赔偿合理费用支出1万元,两项合计赔偿浙广集团496万元。


  朱某诉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产品责任纠纷案

  ——食用农产品界定及包装标准

  裁判要点

  一、农作物包括中草药材。已纳录的中药材的近似属种植物是否为中药材,应由卫生计生、药品监督管理等主管部门予以认定,未经在先认定的,人民法院不予确认。未经认定为中药材的植物作物在局部地区形成食用历史的,予以认定为食用农产品。

  二、预包装食品概念范畴限定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产品,未涵盖食用农产品。预先定量包装的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包装食品,不适用预包装食品的生产许可与标签标识规则。食用农产品符合农产品包装和标识规定的,生产经营者不因未标注生产许可证承担法律责任。

  基本案情

  2016年12月6日,原告朱某在被告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经营的天猫店铺购买50克盒装紫皮石斛2件,付款1200元。嗣后,朱某在天猫网申请不退货仅退款,退款原因:产品系预包装食品,标签没有标注食品QS认证和保健食品标识,也没有国药准字批号,属不合格食品或药品,要求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退还货款并且支付十倍价款赔偿金。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已向朱某退还货款。亳州某某农业发展有限公司系案涉产品生产者,向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出具了检测结论为合格的出厂检验报告以及产地为云南的食用农产品产地证明。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6月30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朱某的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经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判决认为,本案核心问题为:案涉产品系药品还是食品;如系食品,系预包装食品还是有包装的食用农产品,且如何适用认证及标签规则。

  药品包括中药材。《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记载,石斛为兰科植物金钗石斛、鼓槌石斛或流苏石斛的栽培品及其同属植物近似种的新鲜或干燥茎。因此,部分属种石斛具有药用价值,系中药材。案涉产品为紫皮石斛,属兰科、石斛属、齿瓣石斛种植物。紫皮石斛是否为中药材,秉持保障人体用药安全以及维护人民身体健康的宗旨,只有经过卫生计生行政部门、药品监督管理部门或者其他主管部门依法予以认定或者实施药品批准文号管理的,法院予以确认为中药材。紫皮石斛未经相关部门认定或批准管理,故不予认定为中药材。紫皮石斛在我国云南省部分地区形成食用历史,方法包括鲜食以及经过清洗、干燥等工艺制成干条、枫斗、切片、粉等制品,故予以认定为食品。

  根据《食品安全法》、《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总局相关规定,食用农产品是指供食用的源于农业的初级产品,即在农业活动中获得的植物、动物、微生物及其产品,包括在农业活动中直接获得的,以及分拣、去皮、剥壳、干燥、粉碎、清洗、切割、冷冻、打蜡、分级、包装等加工,但未改变其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产品。紫皮石斛系在我国云南省部分地区形成种植历史的植物,案涉产品通过农业活动获得并用于食用,且为经过清洗、干燥、包装等物理工艺制成的成品,具有未改变产品基本自然性状和化学性质的效果特征,故予以认定为食用农产品。

  《农产品质量安全法》是《食品安全法》的特别法。《食品安全法》规定,预包装食品生产应当依法取得许可。根据《农产品质量安全法》规定,除对农药、肥料等农业投入品实行许可制度以外,农产品生产无需取得许可。预包装食品概念范畴限定于农副食品加工业、食品制造业工业产品,未涵盖食用农产品。国家对加工食品等重要工业产品企业实行生产许可证制度,许可证标志包含“QS”字母,该标志不适用于农产品企业生产。食用农产品的初级加工包含包装工序,案涉产品经过预先定量包装,系有包装的食用农产品,而非预包装食品。《食品安全法》对于预包装食品生产许可和标签标识的规定不适用于食用农产品。案涉产品符合《农产品质量安全法》农产品包装和标识相关规定,某某生活实业(上海)有限公司已尽食品经营者的合理注意义务,案涉产品货款已经退还。综上,判决驳回朱某的诉讼请求。

 

  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诉 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以区块链技术存证的电子证据的认定

  裁判要点

  对于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存证固定的电子数据,应秉承开放、中立的态度进行个案分析认定,具体应以电子证据审查的法律标准为基础,结合区块链技术用于数据存储的技术原理,对区块链电子存证进行如下审查:

  1.审查电子数据来源的真实性,包括产生电子数据的技术可靠、第三方存证平台资质合规、电子数据传递路径可查;2.审查电子数据存储的可靠性,包括电子数据上传至公共区块链、各区块链存放内容相互印证、区块节点生成时间符合逻辑;3.审查电子数据内容的完整性,即电子数据Hash值验算一致未修改;4.审查电子证据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关联度,从而对区块链电子存证的法律效力及证明力予以确认。

  基本案情

  原告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主张被告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在其运营的网站中发布由原告享有著作权的文章《妈妈带4岁儿子进游泳馆女更衣室 被管理员阿姨骂得眼泪都掉下来》(以下简称涉案文章),并将该侵权网页的URL通过API接口传输至某某保全平台,申请对侵权网页进行固定。

  某某保全平台通过puppeteer插件和curl插件对目标网页进行截图和源码获取,并产生操作日志,记录调用时间,将前述获得内容进行打包计算其SHA256哈希值后,上传至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进行电子数据保存。

  根据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的账号、密码登陆某某保全平台下载侵权保全文件包,其中包含的网页截图显示第一女性时尚网(Ladyfirst.com.cn)于2017-07-24发布“妈妈带4岁儿子进游泳馆女更衣室,被管理员骂哭”(以下简称被诉侵权文章)一文,经查看,正文内容与涉案文章基本一致。其中网页源码操作显示网页源码www.ladyfirst.com.cn,经查询,该网址备案主体为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于2018年6月20日出具司法鉴定意见书,载明其对电子数据在保全后有无被修改进行鉴定。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参照有关标准进行了如下操作:

  1.进行FACTOM区块链查询。分别访问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在阿里云服务器FACTOM区块链节点地址“http://47.104.25.30:8090”及FACTOM区块链网站“http://explorer.factom.com/”,根据下述步骤在前述网址中均进行了鉴定:根据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交易哈希值“c1303aba38f3d134bf93026ae65e305266b421273d1303d20a631a919bd9530c”(以下简称交易哈希值)进行查询,显示CHAIN ID为“589eff8eaadf4bc61837b38bd3dcd4b747ac9faf83b8069c1da05fcc8ee4b0c6”(以下简称CHAIN ID),区块存放的内容为“5f188779155cb6fc2d3822f830256282a464af15d5e9f6af68572533c17a9bea”(以下简称FACTOM存放内容),存放内容与送检文件SHA256值一致。通过Factom区块打包规则,区块打包时间为十分钟打包一个区块,并根据交易哈希值的生成时间查询该区块高度为103140,显示KEYMR值为“5c8a0aceda219e436f589902125b359e4db38268d201caf6f195c0c9a8ae4749”(以下简称KEYMR值),显示时间为“2017-08-25 16:24:00”。根据CHAIN ID在103140区块中进行查找,发现交易哈希值在此区块中。

  2.进行比特币区块链查询。根据FACTOM区块链查询的比特币交易哈希值“924d86f047432c192de6587323bf4cfd221e58007acd1b96b2e1ecaf47e7a30”(以下简称锚定哈希值)值分别在www.blockchain.com和www.btc.com网站查询,查询结果均显示该数值为块高度482210区块的交易哈希值,出块时间为“2017-08-27 13:31:20”(格林威治标准时间),Output Scripts存放的内容“46610000000192e45c8a0aceda219e436f589902125b359e4db38268d201caf6f195c0c9a8ae4749”,其中“4661”为四位字符为Factom简称字母“Fa”字符的ASCⅡ码十六进制表示,“0000000192e4”十二位字符为Factom区块高度“103140”数字的十六位进制表示,“5c8a0aceda219e436f589902125b359e4db38268d201caf6f195c0c9a8ae4749”(以下简称比特币存放内容)为FACTOM区块链高度为103140的区块中KEYMR值。

  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认为,通过查询比特币区块链中的数据,高度482210区块中记录的比特币存放内容,即为FACTOM区块链中高度103140的区块的KEYMR值。FACTOM区块链中高度103140的区块中记录的FACTOM存放内容,即为送检文件的SHA256值,基于哈希值应用、比特币区块链机制、FACTOM区块链机制,得出送检文件在保全后未被修改。

  根据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步骤,法院对区块链保存电子数据进行了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查询,查询结果与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鉴定结果一致。在百度中搜索“哈希值计算工具”,通过ATOOL在线工具对侵权文件包进行哈希值计算,得出的SHA256值与FACTOM区块链存放的内容一致。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8年6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原告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含制止侵权的合理支出)4000元;二、驳回原告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主要争议焦点包括:一、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二、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一、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是否具有原告主体资格

  涉案文章系对社会现象进行采访、描述、归纳和评议,内附图片在角度、构图和光线体现了作者的选择与安排,均具有独创性,属于著作权法保护的文字作品和摄影作品。涉案作品均发表于《都市快报》,发表时署名的两位记者均声明该作品著作权归都市快报社享有,结合都市快报社出具的劳动合同和作者声明,其能形成较完整的证据锁链证明涉案作品的著作权由都市快报社享有。都市快报社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以排他方式授权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行使,并明确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可以以自己名义独立就涉嫌侵权行为提起诉讼,因而,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具有提起本案诉讼的主体资格。

  二、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是否构成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

  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通过第三方存证平台对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的侵权网页予以取证,并通过区块链储存电子数据的方式证明电子数据的完整性及未被篡改。法院结合《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子签名法》,从存证平台的资质审查、侵权网页取证的技术手段可信度审查和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完整性审查三个方面,涉案电子证据的效力作如下认定。

  (一)关于存证平台的资质审查

  经查询,某某保全平台的运营公司股东及经营范围相对独立于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和都市快报社,具有中立性,且通过国家网络与信息安全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完整性鉴别检测,某某保全平台具备作为第三方电子存证平台的资质。

  (二)关于侵权网页取证技术手段的可信度审查

  经查询可知,某某保全平台部署在阿里云服务器中,阿里云作为通用的云平台,能够确保服务器在一般情况下未受病毒和木马感染入侵,且某某保全平台已获得网站安全一级认证证书等,除有相反证据否定之外,应认定该网站具备进行电子数据存储的安全环境。某某保全平台服务器在收到侵权网页URL时,会自动请求互联网环境下的目标地址,目标地址自动返回状态码及网页信息,以确认请求的 URL系有效的可访问地址,从而确保侵权链接的抓取系在互联网环境下进行。

  某某保全平台通过自动调用puppeteer和curl程序和对目标链接进行网页抓取和源码识别,该种固证系统对所有人都平等开放,任何人都可以使用,且其操作过程是按照取证系统事先设定好的程序由机器自动完成的,取证、固证全过程被人为篡改相关链接的可能性较小,故该电子数据来源可信性较高;同时,浙江某某司法鉴定中心对某某保全平台中使用puppeteer和curl程序进行网页截图和源码调取的技术性进行了鉴别并确认。因此,在没有相反证据推翻的情形下,法院认定某某保全平台通过使用公开版谷歌开源抓取程序对目标网页进行域名解析以生成、储存数据电文的方式,具有可靠性。本案中,通过puppeteer抓取的网页截图显示“第一女性时尚网”于2017年发布的被诉侵权文章与涉案文章基本一致,通过curl获取的目标网页源码网址为“www.ladyfirst.com”。经查询,“www.ladyfirst.com”网站名称为“第一女性时尚网”,备案主体是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三)关于区块链电子证据保存完整性的审查

  区块链作为一种去中心化的数据库,是一串使用密码学方法相关联产生的数据块,每一个数据块中包含了一次网络交易的信息,用于验证其信息的有效性(防伪)和生成下一个区块。具体来说,区块链网络是由多个机构或公司服务器作为节点所构成的网络,该网络上某节点会对一个时间段内所产生的数据打包形成第一个块,然后将该块同步到整个区块链网络。网络上的其他节点对接收到的块进行验证,验证通过后加到本地服务器。之后,某节点会将新产生的数据及本地服务器内已有块的信息放在一起打包形成第二个块,其他节点接收该块并验证通过后,将第二个块加到本地服务器,第一个块与第二个块相连,之后的网络内部的数据均经上述相同方式打包成块,块与块首尾相连形成链,该链即为区块链。若需要修改块内数据,则需要修改此区块之后所有区块的内容,并将区块链网络所有机构和公司备份的数据进行修改。

  因此,区块链有难以篡改、删除的特点,在确认诉争电子数据已保存至区块链后,其作为一种保持内容完整性的方法具有可靠性。本案中,为确认电子数据确已上传至区块链,法院将从电子数据是否真实上传和上传的电子数据是否系诉争的电子数据两方面进行审查。

  1. 审查电子数据是否真实上传

  判断案涉电子数据是否真实上传,可根据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供的交易哈希值,在FACTOM区块链中进行搜索,以查看该条交易哈希存放的内容以及生成的时间。根据杭州某某文化传媒有限公司提交的区块高度,在该区块高度中可查询到前述交易哈希中存放的内容存入该区块高度中以及该条内容上传的时间,且上传的时间和使用puppeteer和curl自动获取网页截图和源码的调用日志中显示的时间具有合理性,区块高度生成时间符合调用日志生成时间和FACTOM打包规则二者间的时间逻辑。

  根据该区块高度锚定到比特币区块链的交易哈希值,在比特币区块链中查询到该区块节点中包含的内容和FACTOM中存放的内容hash值一致,故法院确认某某保全平台已将电子数据上传至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

  2. 审查是否为诉争的电子数据

  将涉案文件包进行hash值计算,经比对其与区块链保存的电子数据hash值一致,故可确认涉案电子数据已经上传至FACTOM区块链和比特币区块链中,且从上链至今保存完整、未被修改。

  综上,法院认为,对于采用区块链等技术手段进行存证固定的电子数据,应秉承开放、中立的态度进行个案分析认定。既不能因为区块链等技术本身属于当前新型复杂技术手段而排斥或者提高其认定标准,也不能因该技术具有难以篡改、删除的特点而降低认定标准,而应根据电子数据的相关法律规定综合判断其证据效力;其中应重点审核电子数据来源和内容的完整性、技术手段的安全性、方法的可靠性、形成的合法性,以及与其他证据相互印证的关联度,并由此认定证据效力。

  本案中,某某保全平台是符合法律规定的第三方存证平台,某某保全平台通过可信度较高的谷歌开源程序进行固定侵权作品等电子数据,且该技术手段对目标网页进行抓取而形成的网页截图、源码信息、调用日志能相互印证,可清晰反映数据的来源、生成及传递路径,应当认定由此生成的电子数据具有可靠性。同时,某某保全平台采用符合相关标准的区块链技术对上述电子数据进行了存证固定,确保了电子数据的完整性。故上述电子数据可以作为本案认定侵权的依据,即法院确认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运营的“第一女性时尚网”上发布了涉案作品,深圳市某某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应当承担相应的侵权责任。


  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陈某小额借款合同纠纷案

  ——事先约定电子送达并可确认收悉的为有效送达

  裁判要点

  当事人在诉前相关合同中对电子送达方式、电子送达地址及法律后果做出明确、具体约定的,该约定具有相当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人民法院在诉讼过程中可以直接适用电子送达方式向诉前约定的电子送达地址送达除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以外的诉讼文书。

  基本案情

  2015年7月25日,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与陈某在线签订《网商贷贷款合同》,约定借款以及相关双方权利义务。其中,合同特别约定:对于因合同争议引起的纠纷,司法机关可以手机短信或电子邮件等现代通讯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陈某指定接收法律文书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为合同签约时输入支付宝密码的支付宝帐户绑定的手机号码或电子邮箱;陈某同意司法机关采取一种或多种送达方式送达法律文书,送达时间以上述送达方式中最先送达的为准;陈某确认上述送达方式适用于各个司法阶段,包括但不限于一审、二审、再审、执行以及督促程序;陈某保证送达地址准确、有效,如果提供的地址不确切,或者不及时告知变更后的地址,使法律文书无法送达或未及时送达,自行承担由此可能产生的法律后果。合同签订后,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发放贷款,但被告未依约还款付息,故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提起诉讼。

  审理过程中,法院通过12368诉讼服务平台,向被告陈某支付宝帐户绑定的手机号码发送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等诉讼文书,平台系统显示发送成功。陈某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参加诉讼,法院依法缺席审理。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6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陈某返还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借款本金并支付利息、罚息、律师费等共计587158.25元。驳回重庆市某小额贷款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双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焦点问题是当事人在诉前合同中约定的电子送达方式和电子送达地址在诉讼中是否可以直接适用。

  送达地址一般可分为四个层级。第一层级是当事人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确认的送达地址;第二层级是当事人躲避、规避送达的,其经常使用的活跃地址为送达地址;第三层级为当事人的户籍地、经常居住地或法人(其他组织)的登记、备案地为送达地址,第四层级为公告送达。

  法院在确定送达地址时,这四个层级为渐次适用,送达效果也渐次递减。只有在前一个层级的送达不成功的情况下才可以启用下一个层级的送达。当事人在诉前约定了诉讼送达的方式和地址的条款,只要约定明确、具体并提示了法律后果的,虽然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形式要求不尽相符,但符合《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实质要件,因此,该诉前约定具有相当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法院可以依此直接送达,该送达行为一经作出即视为有效送达,而无需事前判断受送达人存在故意躲避、规避送达情形方可适用。换言之,诉前约定的送达地址应归入第一层级而不是第二层级。

  理由如下:第一,这是当事人对自身诉讼权利的选择,符合自由处分原则。自由处分原则是民事诉讼的一项基本原则。当事人通过合同约定成讼后的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是处分自身诉讼权利的行为,这种处分行为只要不违反法律强制性或禁止性规定,就应当产生法律后果,对合同当事人均具有拘束力,而不必拘泥于该处分行为是否在诉讼开始后发生。第二,肯定诉前约定送达条款的效力,符合诚实信用原则。当事人在诉前约定诉讼文书的送达方式及送达地址是为了解决常见的诉讼送达难题,保障履约一方的合法权益,增加合同履行的确定性,核心是最终实现合同目的。该行为符合双方签订合同时的合同目的和双方真实意思表示,双方均应当遵守。肯定该约定的效力,有利于社会形成诚实信用的良好风气,维护良好的交易秩序。第三,肯定诉前约定送达条款的效力符合经济原则。一般来说,诉前双方为了顺利促成合同,相互配合度高,无需借助外力便能通过磋商达成送达的相关约定。而成讼后,矛盾激化,一旦被告不配合送达,法院无法取得《送达地址确认书》。相较而言诉前约定比诉中确认,更为高效、可行,更有利于保障诉讼的正常进行,及时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第四,本案中双方约定的内容及形式符合《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实质要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八十七条规定,经受送达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采用传真、电子邮件等能够确认其收悉的方式送达诉讼文书,但判决书、裁定书、调解书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第一百三十六条规定,受送达人同意采用电子方式送达的,应当在送达地址确认书中予以确认。

  本案中,当事人在签订合同时经合意约定了因合同纠纷成讼后,可使用电子送达方式及电子送达地址、可适用的程序范围、地址变更方式、因过错导致文书未送达的法律后果等内容,内容明确、具体,双方对送达条款均能够预见诉讼后产生的法律后果,该约定具有《送达地址确认书》的实质要件,具有相当于《送达地址确认书》的效力。综上,诉前约定送达条款虽然与在诉中由法院引导填写、统一的印制格式等形式不尽相符,但是只要其满足了实质要件,能够在保障当事人诉权的前提下有效解决送达难题,是一种更便捷、高效的送达。

  

  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诉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案

  ——视听作品中截屏取得的单张作品性质的认定与保护

  裁判要点

  影视作品截图符合摄影作品独创性要件时,可以作为摄影作品保护。

  基本案情

  原告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享有电视剧《小丈夫》及其剧照的相关著作权。在该剧中出现有女性角色怀抱一毛绒玩具的镜头。被告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在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经营的网上开有一网店,店内展示有一款“小丈夫姚澜同款毛绒玩具真爱松鼠公仔抱枕玩偶送女朋友生日礼物”,页面显示其价格为39-129元,月销量为6,累计评价为0,商品详情页面中使用展示有4张前述《小丈夫》电视剧中女性角色怀抱一毛绒玩具的画面,以及前述剧照(局部)。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以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侵害其对电视剧截图享有的著作权为由诉至杭州互联网法院,索赔2万元。在诉讼过程中,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明确其在本案中主张的作品类型为摄影作品,主张的权利为信息网络传播权。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7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10000元;二、驳回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各方当事人均未上诉,判决已发生法律效力。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影视作品截图符合法定要件时,可以作为摄影作品单独保护。理由在于:

  首先,影视作品的独创性固然体现在动态图像上,但动态图像在本质上是由逐帧静态图像构成。各帧静态图像虽不是静态拍摄完成,但也体现了摄录者对构图、光线等创作要素的选择与安排,体现出了独创性。鉴于影视作品属于在特定介质上对物体形象的记录,当其特定帧图像所体现出的独创性达到著作权法所要求的高度时,该图像便符合著作权法及其实施条例关于作品和摄影作品构成要件的规定。

  其次,著作权法通过对特定类型作品提供有限度的保护以实现其立法目的,为此,著作权法在赋予权利的同时又会对权利进行限制。 但限制权利只是手段,并非目的,在缺乏合理理由的前提下,对符合法定要件的作品不应当拒绝保护。就本案所涉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中符合法定要件的特定帧静态图像而言,以摄影作品加以保护,不会为权利人带来超出其创造性劳动价值之外的保护,也不会给社会公众添加额外的负担,或损及他人及社会公共利益。

  再次,著作权法第十五条虽然规定电影作品和以类似摄制电影的方法创作的作品的著作权由制片者完整享有,但并未排除制片者对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中所包含的其他作品享有著作权的可能。易言之,制片者同时对以类似摄制电影方法创作的作品以及该作品中可析出的其他作品享有著作权并不违反现行著作权法的规定。而将影视作品截图的著作权权利人确定为影视作品的制片人亦符合著作权法法理。

  最后,关于单独作为摄影作品保护与作为影视作品一部分两种保护路径的比较,作为摄影作品保护在权利内容、实质性近似的认定、合理使用抗辩成立的可能性等方面均更具优势。另外,与文字作品不同的是,使用文字作品的片段被认定侵权的前提是该片段应符合文字作品的独创性要件,即该片段本身亦属文字作品。而影视作品的本质特征在于动态图像,影视作品的截图虽取自影视作品,但已经丧失了“动态”这一基本特征,不应再定性为影视作品,如果将对截图的使用定性为侵害影视作品著作权将破坏影视作品与摄影作品间的界线。另鉴于对影视作品截图可以摄影作品加以保护,故也无需要求相应权利人诉诸反不正当竞争法。

  考虑到上述因素,鉴于涉案电视剧特定帧画面达到了著作权法所要求的独创性高度,法院认为其符合我国著作权法关于作品要件的规定,属于摄影作品。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未经许可在网页中提供该摄影作品,构成对某电视文化投资有限公司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浙江某网络有限公司作为网络服务提供者,尚不符合承担责任的要件,故无需就扬州某商贸有限公司的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责任。

 

  沈某诉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网络游戏服务协议效力与网络服务提供者性质的认定


  裁判要点

  网络游戏运营商对游戏玩家利用游戏漏洞或Bug的处罚条款属于违约条款而非加重对方义务的格式条款,应认定为有效。应赋予网络服务者、网络游戏环境的管理者和维护者对不遵守网络秩序和不履行义务的游戏玩家相应的处罚权利,以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

  基本案情

  被告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系网络游戏《XX》的运营商。原告沈某系该游戏的玩家,其游戏账号为shen4404249@163.com。沈某为该账号充值12000多元,并花费10余万元购买游戏道具。2017年5月5日,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论坛发布公告,以沈某“利用游戏bug所得估算价值超过(包含)99999天币”为由,将沈某的上述账号“永久封禁”。后沈某多次要求被告解除封禁未果。沈某认为其账号及账号内角色等级、所持有的游戏道具,系其通过花费大量精力练级,并充值1万余元、投资10余万元购买游戏道具所得,具有价值属性。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随意封禁账号的行为,侵犯原告的合法权益,故其诉至法院,要求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解除对其上述《XX》游戏账号的封禁,并归还游戏道具,同时赔偿其已充值的费用人民币12000元。

  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辩称,1.沈某在注册网易账号及在进入游戏前,已阅读并勾选同意游戏条款、玩家守则,上述协议合法有效,对双方均具有约束力;2.上述协议明确约定了沈某的用户义务,禁止在游戏中实施直接用bug或程序漏洞扰乱游戏秩序,或利用bug漏洞以达个人目的的行为;3.沈某在游戏中利用bug,其案涉游戏账号目前十件装备均达到极限属性,正常玩家达到此属性的投入需超过100万元人民币,而沈某实际消费仅1000元左右;4.根据沈某、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之间的协议约定,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可对沈某利用游戏bug的行为处以封停账号的处罚;5.在封号处理前,沈某账号实际余额折算人民币252.8元,其诉请赔偿12000元,没有依据。综上,沈某在已经知晓《XX》游戏的相关用户义务及游戏规则的前提下,多次利用bug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有权根据协议约定对其账号进行封禁,收回道具并停止交易,沈某的诉讼请求应予驳回。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7月24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原告沈某的全部诉讼请求。宣判后,沈某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11月27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对沈某作出永久封号的处罚是否合法有效。

  (一)关于双方协议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沈某主张,《服务协议》和《玩家守则》的有关约定,违反了合同法第四十条的规定,“提供格式条款一方免除其责任、加重对方责任、排除对方主要权利的,该条款无效”,上述协议约定玩家的报告bug义务,明显加重了沈某的义务,沈某无能力发现和定义bug,是否是bug也存在异议,被告作为运营商可以监控到bug但是没有履行义务。

  首先,从协议的内容来看,《玩家守则》重点不在于约定玩家有报告bug的义务,重点在于约定玩家应履行禁止利用bug的义务。根据权利义务相对等的原则,若沈某不履行禁止使用bug的义务,则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对沈某作出相应处罚的权利。其次,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处罚沈某的依据不在于沈某未履行报告bug的义务,而是因为沈某利用了bug。事实上,沈某如果发现了bug,只要避免使用即可,其即便不向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报告该bug,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对沈某发现bug但不予报告的情形也发现不了,更不用说要求沈某承担相应的违约责任或者处罚沈某。玩家不履行报告义务,并不会给其带来不利后果。只有利用bug,才需要承担相应的不利后果。故,相关协议中的“报告bug义务”实际上并没有加重玩家的负担。再次,《服务条款》及《玩家守则》中关于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享有处罚沈某权利的约定是否有效的问题。网络游戏的运营商,不仅是网络游戏服务的提供者,也是网络游戏环境的管理者,对不遵守网络游戏秩序和不履行网络游戏义务的用户享有相应的处罚权利才能真正使网络游戏的服务提供者维持良好的网络秩序。且,类似约定已经成为整个网络服务合同的通行惯例,因此案涉《服务协议》及《玩家协议》的相关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因此,案涉《服务条款》及《玩家协议》的相关约定并不违反法律的相关规定,应属合法有效。

  (二)关于沈某是否利用了bug及是否明知bug。从沈某在案涉游戏中的级别来看,其系资深玩家,对bug的认知程度应当高于普通人。而且,沈某在在游戏论坛中发表“这个bug,先不要说出去”的言论,可见沈某对自己使用了 bug是明知的,且对于在游戏中禁止使用bug也是明知的。

  (三)沈某利用bug的行为是否情节严重。从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供的后台监测数据来看,沈某在短短的两天时间内,使用bug多达22次,使自己十二件装备中的十件的精炼觉醒属性值均达到满级状态。沈某在明知系统存在bug的情况下,依然故意、多次、反复使用该bug,应视为情节严重。综上,沈某认为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违约,要求杭州某科技有限公司解封账号并进行赔偿的诉讼请求,理由不足,应予驳回。


  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某软件有限公司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屏蔽视频广告行为的司法认定


  裁判要点

  1.商业模式本身不受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但是经营主体基于正当商业模式所获取的合法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

  2.屏蔽视频广告者的行为影响了视频经营者的广告收益及消费者的长期利益,该种损害已不是市场竞争自然属性使然,而是超越了正当竞争边界。屏蔽视频广告软件的开发及运营者如果有明确的侵权指向、明显的步骤引导,利用网络用户实施侵权行为,系直接侵权。

  3.目前视频广告仍然是视频行业盈利的重要引擎,白名单机制及贴片广告之外的其他广告模式尚待成熟。法院不宜通过个案认可屏蔽视频广告的合法性,引导视频行业内部竞争的的意义大于屏蔽广告的颠覆式冲击。

  基本案情

  原告优酷公司系优酷视频的经营者。某软件有限公司开发的某软件下载页面显示“某软件是目前国内最好用的广告过滤软件,完全免费!唯一有效拦截全网热门App广告(爱奇艺、腾讯视频、乐视视频、优酷土豆……等)”。用户下载某软件后,通过步骤引导用户进行设置广告屏蔽,并在首页显示当日屏蔽内容。用户启用屏蔽功能后,观看优酷视频广告时会跳过优酷视频前广告。故优酷公司提起诉讼,请求判令某软件有限公司立即停止向互联网用户提供及运营某软件,赔偿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106万元。

  被告某软件有限公司答辩称:1.优酷公司与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2.屏蔽广告行为使得广告主花费的单位广告成本降低,而广告效果更好,且有利于消费者利益;3.优酷公司的“免费视频+广告”的商业模式没有可受保护的法益,互联网广告商业模式不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的客体;4.某软件有限公司发布某软件系技术中立,某软件有限公司无法干预用户安装软件。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12月13日作出民事判决:一、被告某软件有限公司立即停止针对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的涉案不正当竞争行为,即停止通过某软件屏蔽优酷视频播放页面中出现的片头广告的行为;二、被告某软件有限公司赔偿原告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共计人民币32万元;三、驳回原告优酷信息技术(北京)有限公司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某软件有限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5月4日作出二审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该院认为, 本案主要争议焦点表现为:一、优酷公司与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竞争关系;二、优酷公司主张的“免费视频+广告”的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合法权益;三、某软件有限公司开发并提供某软件的行为是否具有正当性,该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四、民事责任的确定。

  一、优酷公司与某软件有限公司之间是否有竞争关系

  该院认为,互联网环境中产品和服务之间的界限并非泾渭分明,传统的行业界线已经变得模糊,将提供同类商品或服务的经营者视为具有竞争关系已经不能满足维护互联网经济正当竞争秩序的需要,不具有直接替代可能性的经营者之间也会发生直接的竞争关系,因此,反不正当竞争法调整的竞争关系的判断应当重点考量竞争行为的性质及后果,即应当根据具体行为属性、商业利益上是否存在此消彼长等方面,而非经营者的主营业务或所处行业出发来界定经营性和竞争性。如果经营者的行为对其他经营者的利益造成损害,且同时基于这一行为获得现实或潜在的客户群体、商业交易机会等经济利益,形成此消彼长的市场份额,则可以认定二者具有竞争关系。

  本案中,优酷网面向的群体是观看优酷视频的用户,而某软件主要功能之一是屏蔽优酷视频等大型视频网站视频前的贴片广告。可见,此种情形下,使用某软件的用户与优酷视频用户群体具有高度一致性,双方服务的对象均为对网络视频具有一定需求的网络用户。同时,优酷公司因向优酷视频用户播放广告而获取广告收益,某软件有限公司因吸引与观看优酷视频相重合的用户使用某软件而获得利益。虽然某软件有限公司在庭审中陈述某软件不产生任何收益,即便某软件有限公司暂时无盈利,但是互联网经济是“眼球经济”、“注意力经济”,互联网服务运营者在市场立足、获取市场竞争优势的关键在于锁定用户的深度与广度,用户数量、市场占有率等是互联网企业谋求商业利益的重要基石,某软件有限公司的行为已经影响了优酷公司的正常经营活动,事实上已经扩张了某软件的市场,故二者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规制的竞争关系。

  虽然当前司法实践中一般会将是否具有竞争关系作为认定构成不正当竞争的考量因素之一,但事实上,我国反不正当竞争法并未将“竞争关系”作为构成不正当竞争的必要条件,更不是适用反不正当竞争法的条件之一。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明确将不正当竞争行为修改为“经营者在生产经营活动中,违反本法规定,扰乱市场竞争秩序,损害其他经营者或者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表明新修订的反不正当竞争法中的不正当竞争行为既可以损害特定竞争者,也可以损害消费者。因此,判断一项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并不以损害特定竞争者且其相互之间具有竞争关系为必要,而应根据其是否违反竞争原则或者其他具体法律标准而进行认定。

  二、优酷公司主张的“免费视频+广告”的商业模式是否具有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权益

  该院认为,反不正当竞争法旨在维护合法有序的社会竞争秩序,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的行为如符合法律规定,基于合法的经营行为获得的合法权益应受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

  本案中,优酷公司为获得视频版权必然会付出相应成本,其最终目的也是获取利润。优酷公司向用户提供免费视频的同时在视频片头播放一定时间的广告,据此收取的广告费用既是其经营收入的重要来源,也是其弥补经营成本的重要组成部分。优酷公司采取的这种商业模式并不违反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原则精神和禁止性规定。在该种商业模式下,广告与视频节目的结合使网站经营者、互联网用户与广告主之间各取所需,形成有序的利益分配和循环。该商业模式业已成为当前视频网站常见的商业模式之一,并获得了市场普遍接受。因此,优酷公司据此获得的商业利益应当受到法律的保护,属于具有可诉性的利益。

  当然,商业模式本身作为市场经济条件下自由竞争的产物,并不是反不正当竞争法所保护的客体,反不正当竞争法要保护的是蕴含在该商业模式背后的经营者的合法经营利益。固然互联网经济中新旧商业模式的更替是自由竞争的必然,变换广告方式、更加迎合用户所需求的模式也是发展趋势,但这并不能赋予在自由竞争中侵犯他人合法权益的正当性。在本案中,优酷公司通过运营“免费视频+广告”的商业模式以实现盈利需求,获得的是合法经营利益,应当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的保护。

  广告法第四十四条第二款规定的“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不得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是指利用互联网发布、发送广告应当遵循的一般义务,主要是针对实践中经常出现的一些严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网络的现象。本案中的优酷视频贴片广告并不存在严重影响用户正常使用情形;同时,该条中“在互联网页面以弹出等形式发布的广告,应当显著标明关闭标志,确保一键关闭”所指向的是弹出式广告,即当用户浏览某网页时,网页会自动弹出一个盘旋于屏幕或漂浮于屏幕某个位置的小对话框,用户难以找到关闭按钮或在点击关闭按钮时链接至另一个页面。本案优酷公司主张的被屏蔽广告是视频前播放的贴片式广告,显然不属于上述规定中的“弹出式广告”范畴,某软件有限公司据此指控“优酷公司违反广告法的相关规定”之主张,缺乏法律依据,该院不予采信。

  三、某软件有限公司开发并提供某软件是否具有正当性,该行为是否构成不正当竞争

  该院认为,经营者在经营活动中应当遵循自愿、公平、等价有偿、诚实信用的原则,反映在市场交易和竞争中,经营者应当遵循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遵守公认的商业道德。互联网环境下,网络经营者应当通过诚信经营、公平竞争来获得竞争优势,尊重他人的经营模式和正当利益,不得利用技术手段妨碍、破坏其他经营者合法提供的网络产品或者服务正常运行。

  本案中,前已所述,优酷公司提供的涉案“免费视频+广告”商业模式,既未违反法律规定,又属于互联网行业惯常的经营方式,由此形成的商业利益受到反不正当竞争法保护。某软件有限公司作为互联网经营竞争者,理应尊重他人合法权益,在商业活动中避免利用技术手段妨碍他人正常经营活动。然,某软件有限公司仍研发并提供具有屏蔽视频贴片广告的涉案某软件,并明确宣传该软件“能拦截主流视频App的视频广告,优酷、腾讯、乐视、搜狐等”。这表明某软件有限公司知道或应当知道其用户安装某软件后势必会屏蔽优酷视频贴片广告,最终导致优酷公司广告投放的预期效果以及广告收益受到了实际损害,从而降低优酷公司对潜在广告投放商的吸引力。目前CPM为广告收费主要模式的前提下,衡量广告效果的关键是载有网络广告的网页被浏览的次数,无需关注广告本身被关注的程度。广告投放者的付费与浏览人数直接挂钩,如果视频广告被屏蔽,浏览人数下降的结果就是使视频网站经营者的广告收入减少,进而损害视频网站合法的商业利益。某软件有限公司主观上具有通过某软件屏蔽优酷视频广告的故意,客观上损害了本应属于优酷公司基于其商业模式所应享有的市场关注和商业利益,破坏了优酷公司正常的经营活动。该行为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属于反不正当竞争法第二条规定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虽然下载、安装并运行某软件系该软件用户,但实现屏蔽优酷视频网站播放页面中的片头广告是某软件的主要功能之一,亦是某软件有限公司提供相应技术支持和保障。某软件有限公司针对优酷网等视频网站研发、提供某软件,其作为互联网经营者,对于用户基于不愿看广告也不愿付费观看视频的心态以及屏蔽视频广告可能对优酷公司经营利益所造成的损害显然明确知晓;某软件有限公司不仅对其屏蔽优酷网视频广告功能进行图文宣传,用以吸引用户下载使用,而且在用户下载某软件后,通过步骤引导用户进行设置广告屏蔽,并在首页显示当日屏蔽内容。某软件有限公司已不仅仅是软件的提供者,不再是简单地帮助、教唆行为,而且是利用了不愿付费且不愿看广告的用户作为其实施屏蔽视频广告的载体。因此,某软件有限公司的行为与屏蔽优酷视频广告建立了直接联系,自然应由某软件有限公司承担相应法律责任。某软件有限公司认为其并非直接实施者、无须承担责任的抗辩,该院不予支持。

  关于某软件有限公司的技术中立抗辩。该院认为,知识产权中的技术中立,一般是指如果技术具有实质性的合法用途,那么该技术的提供者不因用户将其用作侵权用途而承担侵权责任,除非提供者知情而未采取任何措施。然而,任何技术的发明创造都不可避免地体现开发者的主观意志,本案需要评判的不是某软件屏蔽广告的这一技术手段,而是某软件有限公司开发某软件的目的及使用这一技术带来的后果。虽然屏蔽视频广告仅为某软件的功能之一,但某软件有限公司对其“有效拦截优酷视频广告”功能进行了突出宣传,并以此作为用以吸引用户选择某软件而非其他软件下载使用。这充分表明某软件有限公司不仅明知优酷公司的正当利益受到损害而放任损害后果的发生,而且客观上存在促成他人使用某软件屏蔽优酷视频广告之事实。同时,某软件有限公司亦未能证明某软件具有非实质性侵权用途。因此,某软件有限公司主张的实质性非侵权用途标准在本案并不能适用,亦不能成立技术中立的抗辩理由。

  关于某软件有限公司提出的公益目的抗辩。该院认为,消费者利益保护的重要内容是消费者的自主选择权不受妨碍,这并不说明维护消费者的利益可以损害其他经营者的利益。视频消费者享有以观看一定时间段的广告为对价或者选择支付一定的价款成为优酷会员而免去广告的自主选择权,纵然视频消费者享受免费服务与付出观看广告的时间成本没有当然的对价关系,消费者也有不选择优酷视频而转向其他视频网站的自由。但优酷公司在视频前投放的商业广告,明显有别于非法广告,某软件有限公司亦未能举证证明涉案贴片广告具有黄、赌、毒等非法性质。从目前来看,某软件会使消费者得到不看广告即可免费观看视频的益处,但是从长远来看,消费者可能将付出时间成本变为经济成本。广告收入可以作为网站购买视频的费用以及其他经营成本支持,如果对于某软件视频广告的合法性予以肯定,视频网站难以获得广告收入必然会寻求其他方式获取经营收入,其经营转型成本必然将由终端消费者承担,将使得用户观看视频所支付的对价由原来的可选择性地支付时间成本或经济成本变为只能支付经济成本,而这一变化难谓对消费者有利。故该院对某软件有限公司提出的公益目的抗辩不予采信。

  该院认为,互联网经济本质是一个竞争经济,不同经营者之间在竞争过程中难免会存在一定的相互干扰和影响,但这种干扰和影响应当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应当有利于网络市场的发展、秩序的稳定和消费者利益,应当是正当竞争和迎合市场发展需求的结果;而非打着“维护消费者利益”的旗号,通过技术手段破坏他人正常的经营活动的方式推进。随着互联网市场竞争的发展和视频消费者需求的提高,网站经营者势必会不断改进商业模式和提高服务质量,逐步走向良性竞争,最终形成兼顾网站经营者、软件研发者和消费者三方利益为导向的新型互联网市场,促进互联网行业有序发展和增加消费者福音。

  四、民事责任的确定

  该院认为,某软件有限公司研发并提供具有视频贴片广告的涉案某软件损害了属于优酷公司基于其商业模式所应享有的合法权益,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和公认的商业道德,该行为已构成不正当竞争。优酷公司据此要求某软件有限公司停止侵权、赔偿损失的诉讼请求于法有据,该院予以支持。

  关于赔偿数额,某软件有限公司通过不正当竞争行为减少了优酷公司的广告播放收益,客观上增加了使用某软件的用户,对优酷公司造成了经济损失,但由于优酷公司未能提供有效证据证明其因此遭受的损失数额,亦无证据证明某软件有限公司因侵权获得的利润,故该院将综合考虑各种因素,包括侵权行为发生的范围、侵权所造成的影响、持续时间、市场范围及侵权人的主观过错、优酷公司为制止侵权所支付的合理费用等因素,酌情予以确定。

  同时,该院注意到如下事实:1.优酷视频的知名度高、网络用户数量广、视频内容丰富,视频广告收益是优酷公司收入主要来源之一,优酷视频年度黄金会员的费用是198元;2.2017年优酷视频内广告刊例中载明的贴片广告价格(15秒)在不同的城市、载体上的价格为45元—270元/CPM之间;3.百度指数显示:某软件2017年9月2日至9月8日,整体搜索指数为752,移动搜索指数为482,整体同比为309%;截至2017年9月11日的下载量统计为320034,日下载量为537。某软件有限公司庭后提交截至2017年8月31日某软件在IOS端的累计用户为702385,Android端累计用户为184784;4.(2017)浙杭钱证内字第4511号公证书中某软件官网页面显示某软件IOS正式版于2016年7月3日上线,Android版于2016年3月2日上线。截止本案开庭之日,某软件仍然可以被下载并实现屏蔽优酷视频前广告的功能。5.优酷公司为本案委托律师参加诉讼,势必要支出一定费用。 综合以上因素,该院判令某软件有限公司赔偿优酷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32万元。

 

  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诉高某网络服务合同纠纷案

  ——网络服务合同中违约条款的效力认定及损失的确定


  裁判要点

  借用他人身份与网络服务提供者签订网络服务合同并实际经营网络店铺的,其经营行为受网络服务合同条款的约束。合同条款中有关店铺应赔偿因其违约行为导致平台商誉损失的约定合法有效。

  认定因用户在网络服务提供者平台上售假产生的损失数额时,应当结合以下几个方面予以考虑:1.售假的数量和规模;2.牟利数额;3.商品类型;4.网络服务提供者的知名度;5.网络服务平台售假行为的规制力度。

  基本案情

  2014年7月,被告高某以其朋友包某的身份信息在淘宝网注册了店面为“某0571”的淘宝网店。2014年12月至2015年7月,被告利用该淘宝网店,擅自向各地销售假冒注册商标ROEM和MO&Co的服装赚取差价,累计销售金额106827元。

  被告注册该网店时,点击同意淘宝网提供的《淘宝服务协议》,该协议特别提示:当您按照注册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注册程序后,或您按照激活页面提示填写信息、阅读并同意本协议且完成全部激活程序后,或您以其他淘宝允许的方式实际使用淘宝平台服务时,即表示用户您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与淘宝平台达成协议。

  该协议4.1.c条约定:在淘宝平台上使用淘宝服务过程中,您承诺遵守约定不发布国家禁止销售的或限制销售的商品或服务信息(除非取得合法且足够的许可),不发布涉嫌侵犯他人知识产权或其它合法权益的商品或服务信息。第4.2.f条约定:如您涉嫌违反有关法律或者本协议之规定,使淘宝遭受任何损失或受到任何第三方的索赔,或受到任何行政管理部门的处罚,您应当赔偿淘宝因此造成的损失和/或发生的费用,包括合理的律师费用。

  原告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提出诉讼请求:1.被告赔偿原告损失106827元;2.被告赔偿原告合理支出(律师费)10000元。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8年4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一、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赔偿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损失40000元;二、高某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支付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合理支出10000元;三、驳回浙江淘宝网络有限公司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高某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8年6月5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依法成立生效的合同受法律保护。当事人方不履行合同义务或者履行合同义务不符合约定的,应当承担继续履行、采取补救措施或者赔偿损失等违约责任。损失赔偿额应当相当于因违约所造成的损失,包括合同履行后可以获得的利益,但不得超过违反合同一方订立合同时预见到或者应当预见到的因违反合同可能造成的损失。

  根据双方的诉辩意见,本案争议焦点为:一、被告是否与原告订立了《淘宝服务协议》; 二、《淘宝服务协议》系格式合同,有关损失赔偿条款是否有效;三、原告损失是否存在,损失具体数额如何确定;四、原告是否应分担损失。

  关于被告是否与原告订立了《淘宝服务协议》。生效判决认定被告以其朋友包某的身份信息在淘宝网注册了店面为“某0571”的淘宝网店并利用该店铺销售,被告对此亦未持异议。根据该协议约定,用户以其他淘宝允许的方式实际使用淘宝平台服务时,即表示用户已充分阅读、理解并接受协议的全部内容,并与淘宝平台达成协议。该约定亦符合合同法关于合同可以通过行为作出承诺的规定。被告作为该协议的实际签订人,知晓协议的全部内容,其直接点击确认了协议,并作为实际使用淘宝平台服务的当事人在淘宝店铺销售。故原告主张被告已与原告达成协议的依据充分,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淘宝服务协议》系格式合同,有关损失赔偿条款是否有效。该协议关于用户因其违约行为应赔偿原告遭受的损失(包括自身的直接经济损失、商誉损失及对外支付的赔偿金、和解款、律师费、诉讼费等间接经济损失)的约定属于合同中正常的违约责任约定,并不属于合同法规定的免除或限制自身责任的条款,并不需要对此作出合理的提示。被告关于该约定未尽提示无效的抗辩不能成立。

  关于原告损失是否存在,损失具体数额如何确定。被告利用该淘宝网店销售假冒注册商标ROEM和MO&Co的服装赚取差价。该售假行为通常会直接导致平台消费者及正常商家的流失。平台消费者买到了假冒商品,不仅直接造成该消费者经济损失,还会降低消费者购物体验,增加辨别真假的后续购物成本,进而转向其他平台或者线下购买。平台上品牌所有者及正品经营商铺的利润被售假者不当获取,排挤了诚信商家,造成了诚信经营者的经营困难,扰乱了公平竞争的网上经营环境,导致诚信商家流失。被告售假势必增加平台正常招商及商家维护的成本,直接损害平台长期大量投入形成的平台良好形象,降低平台的社会评价,对平台的商业声誉显然具有负面影响。故被告售假行为对原告平台造成的损失客观存在。

  损失的数额可考虑以下因素:一是售假数量与规模,时间越长,数量越多,损害越大。本案被告售假时长7个月,累计售假金额106827元。二是牟利数额,利润越高,损害越大。本案单件商品成本较低,牟利较多。三是商品类型,商品受众越广,影响越大。本案服装属于平台大众消费商品,受众广泛,影响面较广。四是平台的知名度。本案原告知名度高、品牌价值高。五是平台对售假行为的规制。平台日常打击严厉,商铺签订服务协议时更容易预计到损失的严重程度。本案平台将商家售假列入严重违约行为。综合考虑与损失相关的各种因素,法院酌情认定被告赔偿原告损失40000元。原告诉请律师代理费损失10000元,该费用系原告维权合理支出,也符合协议约定,法院予以支持。

  关于原告是否应分担损失。被告辩称原告理应发现并制止被告售假行为,应由原告分担售假导致的损失。本案服务协议明确禁止售假行为,原告对商铺售假作为违约行为予以制止的意思表示清楚明确,被告售假本身采用隐蔽的方式进行,被告并不能因为对方未发现其违约行为而认为对方应分担其造成的对对方的损失,该抗辩显然不能成立。

  综上,网络净化是平台及经营者的共同责任。被告本应遵守国家法律及协议约定,诚信营商。被告的售假行为侵害了原告平台上的消费者及其他商家的权益,损害了原告的商誉,造成了原告的经济损失,亦违背商业道德,除自身受刑罚处罚外,另需承担不同形式的民事赔偿。售假可谓害人又害己,应深以为戒。

 

  谢某诉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侵害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纠纷系列案

  ——制作、传播有声读物及“无权而授权”行为的定性

  裁判要点

  一、严格对照文字作品原文朗读形成的有声读物,无论其是否添加了背景音乐、音效,都没有改变文字作品的独创性表达,因而不构成改编作品。有声读物作为一种录音制品,是文字作品的复制件。

  二、有关著作权授权合同内容发生争议时,应当结合合同签订时的社会背景、合同上下文等因素予以查明,难以查明时应从有利于保护作者利益的角度出发进行解释。

  三、缺乏许可制作、通过信息网络交互式提供有声读物,构成对文字作品复制权及信息网络传播权的侵害;上游“授权方”缺乏有效权利而向下授权他人实施受专有权利控制的行为,且行为实际发生的,所有上游授权方均构成帮助侵权,与直接侵权人承担连带责任。

  基本案情

  谢某享有《72变小女生》文字作品(以下简称涉案作品)著作权。后发现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经营的“某”网,通过信息网络向公众提供涉案作品的有声读物。经沟通,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称其已经取得授权。谢某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提交的文件中发现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是经过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的层层授权后提供听书服务的。谢某以四公司为共同被告提起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连带赔偿损失。

  谢某曾于2013年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转授权、以及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的权利”授权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后谢某又与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签订《数字出版协议》,约定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乙方)享有将涉案作品“通过以下非纸质方式使用的独家权利:1.将作品制作成电子图书通过通信网络和互联网等信息网络进行复制、出版、发行、传播和销售;2.将作品制作成电子图书以电子出版物方式出版、发行、传播和销售,包括但不限于刻录光盘、预装在电子阅读器等可读取作品的设备中;3.专有信息网络传播权及其转授权;……乙方有权对授权内容进行汇编和改编……乙方有权将上述权利转授给第三方以实现协议目的”。谢某还向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出具了授权书,授予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的权利”。

  2014年,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向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出具授权书,明确写明授权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将涉案作品制成有声读物,并自行或再许可他方行使音频格式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

  2015年,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授权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权转授权给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某”平台上使用。同年,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签订合同,约定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涉案作品有声读物许可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在其平台上使用。

  案件审理过程中,谢某确认被控侵权行为已经停止。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确认涉案有声读物系由其制作,在制作过程中未改变原作文字内容。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与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均确认在向下游授权时对上游授权文件的审查系通过审查扫描件的形式进行。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主张其从谢某处所取得“改编权”授权包含将涉案作品制作成音频制品的权利。

  裁判结果

  该院于2017年6月19日作出民事判决,认定侵权成立,判令:一、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于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共同赔偿谢某经济损失及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共计人民币6100元;二、驳回原告谢某的其他诉讼请求。一审宣判后,谢某不服,提起上诉。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于2017年9月25日作出民事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理由

  法院生效裁判认为:本案争议焦点在于:一、四被告所实施被控侵权行为的性质;二、四被告实施行为是否在其授权范围之内;三、若侵权成立,四被告是否应当承担连带责任。

  关于争议焦点一,本案中被诉直接侵权的行为涉及两个环节:一是将文字作品制成有声读物,二是在线提供有声读物。关于制作有声读物行为的定性,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抗辩称该行为属于改编。法院认为,作品均以形成外在的独创性表达为其前提要件,对作品的改编应以改变作品之表达,且该改变具有独创性为前提。对于文字作品而言,文字表述是其作品的表达所在,改编文字作品应以文字内容发生改变为前提。本案中,文字作品制成有声读物需要经过三个步骤:朗读、录音、后期制作。三个步骤无一改变了文字作品的表达或内容,被改变的仅仅是形式或载体。因无对文字作品表达的改变,故无需讨论其改变是否具有独创性,有声读物仍属对文字作品的复制,而非演绎。

  事实上,在著作权法中,朗读属于对作品的表演,与录音行为一样,均不属于创作行为,不能产生著作权,仅可以产生邻接权。而后期制作中添加的音乐等,仍未改变文字作品的表达,更未与文字作品的表达相融合,因而也不能产生演绎作品。在其本身具备独创性的前提下,可以构成独立于文字作品的音乐作品。

  因而,制作有声读物不构成对文字作品的改编,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对涉案作品的复制。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为属于对涉案作品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还分别实施了相应的授权许可行为,在客观上属于提供帮助的行为。

  关于争议焦点二,首先,如前所述,因制作有声读物不属对文字作品的改编,故四被告不能以所取得改编权之授权作为合法性基础。

  其次,因谢某还将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授予了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并允许转授权,还需要审查被控侵权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是否具有合法性。

  法院认为,该争点的关键在于确定谢某与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间授权合意之具体内容,即谢某是否存在将该权利授权给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之意思表示。

  考虑到如下事实:其一,谢某签署的授权协议名称为“数字出版协议”,已属对作品利用形式进行了概括性明确;其二,协议第一条便明确约定对涉案作品的利用形式为制成电子图书进行非纸质方式利用;其三,谢某向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所出具的授权书中亦仅写明“制作、复制和销售电子出版物的权利”,未涉及制成录音制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的内容。综合上下文内容,从有利于实现著作权法关于保护作者著作权这一立法目的的角度出发,应当将双方授权合意解释为:谢某允许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对涉案作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有其明确的前提条件——限于对以电子图书或电子出版物形式存在的涉案作品复制件进行数字出版的行为。在不符合这一前提条件时,应当认定无授权。本案被控侵权利用形式为有声读物,结合授权协议签订时的现实,不应当认定有声读物属双方合意中的电子图书或电子出版物。因而,被控侵权的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不在谢某的授权范围之内,构成侵权。

  关于争议焦点三,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因实施了直接侵权涉案作品信息网络传播权的行为,需要承担相应侵权责任。

  对于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而言,其一,客观上,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授权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实施涉案信息网络传播行为时,自身并未取得此项授权。其二,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主张因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向其授权及上游授权文件中写明包含此项权利,故其不存在过错。法院认为,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在进行转授权时,理应对自身是否取得该项授权审查到位,确保上游授权链条完整无瑕疵。但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除查看了作为图片形式存在的授权文件扫描件外,既未对上游授权文件原件进行审查,亦未向作者及上游授权方核实授权情况,未善尽审查义务,主观上存在过错。其三,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将自身并未取得授权之权利向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进行授权;而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基于该项所谓授权确实实施了前述直接侵权行为,即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授权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之直接侵权行为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因而,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之转授权行为构成对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直接侵权行为的帮助,属于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制的对象,理应对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应承担之赔偿责任负连带责任。同理,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行为亦属侵权责任法第九条规制的对象,需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对于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而言,首先,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并未取得对涉案作品之录音制品进行信息网络传播行为之授权,且其作为《数字出版协议》合同主体之一,直接从涉案作品作者处取得授权,是涉案授权链条第一环节的被授权方,应当明知依约所取得授权之作品与权利范围。但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却在与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签署的《授权使用协议》中明确约定授予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将涉案作品改编并录制成有声读物、进行信息网络传播之权利,将自身未取得之权利授予他方行使,主观上存在明显过错。其次,基于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的授权,杭州B科技有限公司、北京某文化发展有限公司进行了层层转授权,并最终使得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误认其取得授权而实施了直接侵权行为,故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之行为与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的直接侵权行为之间亦存在因果关系。因而,杭州A科技有限公司同样构成对深圳市某科技有限公司直接侵权行为的帮助,需依据侵权责任法第九条承担连带责任。

  综上,生效裁判判令本案四被告就涉案信息网络传播权侵权行为承担连带赔偿责任。

更多 最近更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