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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

  一、公证制度法律定位概述

  

  (一)公证制度的概念

  公证制度是指国家公证机关依法对当事人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证明活动的一项法律制度,是公证机关办理公证事项必须遵循的规则和准则。[①]尽管对于公证制度的基本界定目前在学界仍存争议,但主流观点对于公证制度的界定,都集中在证明活动、预防性职能以及非诉讼活动这些核心元素之上。这表明了我国对公证制度的定位基本上达成共识——公证制度是一种提供真实合法性证明的预防性的非诉程序。

  (二)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的含义

  法律定位是指依据某一对象的特征、功能和价值对其进行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价值评价。它反映的实该对象在现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的地位,解决的是在特定法律体系中,该对象表征何种法律价值、处于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基于上述分析,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是指基于公证制度自身的特征、功能和价值所获得的具有法律意义的价值评价,反映了公证制度在现有的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中所处的地位,要解决的是当法律对公证制度所产生的社会关系进行调整时,公证制度表征何种法律价值、处于何种法律地位的问题。

  (三)影响公证制度法律定位的因素

  如前所述,对一个事物进行法律定位是基于其特征、功能和价值等因素进行的,因此对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能够产生影响的因素理应包括公证制度的特征、功能以及价值。

  1.公证制度的特征

  公证制度的特征是由公证制度的本质和固有属性所决定的,是公证制度区别于其他制度的标志,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私权为基础、以国家公权力为依托。公证制度作为一项司法制度,必须以国家公权力为基础。从公证权的源流分析,公证最初源于私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交易主体为了寻求交易的安全,产生了私证,在国家的确权下进一步演变为公证。公证与私证的区别源于一个“公”字,即获得国家的授权,以国家的名义进行。因此,公证的效力是一种法定的效力,公证的效力具有了高于私证的效力。法定效力的出现,是一种国家确权。公证权源于私权,又经国家权力确认,在外在形式上类似于一种社会权力。因此,有人认为,“国家公证权是公共权力,但不是行政管理权,而是作用于民事、经济生活的权力,可称之为社会权力。”[②]

  (2)以证明公证事项的真实性、合法性为主线。即公证制度是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的真实性与合法性进行证明的一种活动。真实性是指须证明的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事实与客观情况相符,且与公证证明的内容相一致,但公证事项的客观性除了公证员亲身感知外,大量的是由申请人提供的或者公证员所调查的证据来证明的,因此这里的真实只能是一种“证据真实”,又称“法律真实”。合法性则指证明对象的内容与形式均须符合法律规定。

  (3)以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为基本价值。现代意义上的公证,已经从单纯的提供一种国家确认的社会信用,拓展到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最为明显的就是公证制度的预防纠纷的职能的强化,这也使得公证进化为一种高效的ADR手段。[③]比如在进行不动产公证的欧洲,就比不需要公证的美国,在司法成本耗费所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上要小的多,大约仅为后者的二十四分之一。[④]

  (4)是一种非诉讼活动。我国司法制度从不同方面来保护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维护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保障市场经济的顺利发展:一是诉讼,二是非诉讼。公证制度作为一种准司法制度,通过其非诉讼的证明活动,预防纠纷发生,为解决纠纷提供可靠的证据或是有强制执行力的债权文书。

  2.公证制度的职能

  公证制度的职能不仅是公证制度实现其运行目的的必要手段,而且还是进行公证制度法律定位的重要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以下简称《公证法》)第6条规定,公证机关是“依法设立,不以营利为目的,依法独立行使公证职能,承担民事责任的证明机构”。这说明公证机关具有公益性,是服务于公共利益的、从事专业法律服务的证明机构。它有别于一般中介服务机构,在市场信用管理、信用服务上拥有其他国家机关和商业性中介机构都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和业务优势。[⑤]公证职能一般包括如下几个方面:

  (1)服务职能

  办理公证及相关法律事务,为社会提供法律服务是公证机构的重要职能之一。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公证机构是最先参与民事、经济活动,为公民和法人提供法律服务和法律保障的法律服务机构。公证机构通过公证活动,帮助、指导公民、法人依法设立、变更法律行为,衡平当事人之间的利益,消除纠纷和不真实、不合法的因素,制止违法行为,促进法律行为的履行。据统计,公证合同的履约率在98%以上,而未经公证的合同履约率只有70%左右。公证机构通过证前证后服务,将执法中接触的大量信息和发现的问题,以法律建议的形式反馈给立法机关、行政管理部门,并告知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将社会管理和企业经营活动纳入法制轨道,促进社会主义法制的发展与完善。[⑥]

  (2)沟通职能

  为市场经济和国际交往活动牵线搭桥是公证的又一项职能。公证书具有真实、合法的特点,而且不受人员、语言、地域和行政隶属关系等的左右,是国际通行的可靠的法律文书。[⑦]公证机构的沟通职能包括三个方面,一是为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民商活动牵线搭桥,公证文书是民事交往、经济交往国际交往的重要工具和媒介;二是通过公证活动加强当事人之间的信任和了解,创造良好的交易基础,加快交易的完成,保障交易的安全;三是通过办理各类公证事务,促进债权债务关系的流转,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为发展市场经济和国际贸易关系,促进对外的民事交往和经济交流起到沟通媒介的作用。[⑧]

  (3)监督职能

  对市场主体的行为实施监督,督促当事人依法履行义务,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秩序是公证的重要职能。公证的监督职能主要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一是通过证明法律行为的真实性、合法性,指导、监督市场主体依法设立、变更民商事法律行为,预防和排除违法行为;二是对一些法律行为实施现场监督(如招投标、拍卖等)保障这类法律行为和活动依法进行;三是通过办理法定公证事项实现对重要的民商事法律行为的监督。公证监督是市场综合调控的重要手段,公证机构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就必须充分发挥法律赋予的监督职能。

  (4)证明职能

  证明职能是公证制度的基本职能,即对法律行为、有法律意义的文书和事实进行证明。办理公证事务是公证机构的法定职责,通过公证证明活动,引导、监督、规范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正确设立、变更、终止法律行为,保证法律的正确的实施,是公证机构的一项重要任务。公证机构对各类经济事务、经济行为进行公证证明的同时,就是规范市场主体的交易行为,保护公平交易、公平竞争,维护市场经济秩序,保障国家利益和公民、法人和其他经济组织的合法权益。此外,由于公证机构是国家的司法证明机关,通过其对公证对象真实性、合法性所进行审查、确认的证明,使得出具的公证书具有无可争议的法律证明力,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根据,为及时、快捷地调整经济、民事法律关系以及解决可能由此产生的纠纷提供可靠的法律凭证。

  3.公证制度的价值

  所谓公证的价值,是公证本身所固有的满足价值主体需要的属性,也是指公证基于其属性发挥其功能与作用的理想状态,它体现了公证对价值主体的某种效用,也反映了公证与价值主体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价值关系”。[⑨]

  公证制度的价值主要包括为三个方面内容:一是公正,二是秩序,三是效益。三者分别体现着公证制度所追求的的内在价值目标、外在的、最终的价值目标以及现实目标

  (1)公正

  所谓公正,是指我国的公证法律制度能确保公证机构在公证证明活动中做到公平正直、没有偏私。这是我国公证法律制度应追求的最基本、最重要的价值。公证,顾名思义,就是居中证明,这种证明活动当然应该是不偏不倚,办事公平。其实,任何法律制度无论是在表象上还是在实质上它都会将公正作为其追求的目标。从有公证人的那一天起,公证就与公正紧密联系在一起,欧洲大陆的法国可谓是公证法律制度最为完备的国家了,这一点从1803年法国颁布的共和历风月法对于公证人的描述便可见一斑:“……除了调解和裁决纠纷的官员外,公众的安定还需要其他的公务人员,这些公务人员对于当事人既是无私的顾问,也是他们意志的公正的表述人,……这些无私的顾问,这些公正的文书起草人,这些作为使契约的当事人恪守义务的一种自愿的法官,就是公证人,这种制度,就是公证制度……。”[⑩]对我国而言,公证制度是我国法律制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它同样应当具备公正这一优良传统。因此,公正理应成为公证制度的首要价值。

  (2)秩序

  从哲学上,秩序是一个系统的范畴,它指事物存在的一种有规制的关系状态。[11]从字面上讲就是指有条理,不混乱的情况。秩序可以按不同的对象分成不同的类别,如经济秩序、政治秩序、文化秩序、社会秩序等。这里所讲的作为公证法律制度价值内容之一的秩序,则是指社会秩序和经济秩序。无论在任何社会,秩序是我们人类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前提,也是法律制度所追求的基本的价值。建立公证法律制度的目标,就是要通过公证证明活动,保护公民、法人、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通过公证人员的法律服务活动,引导当事人知法守法,预防纠纷,减少诉讼,从而维护社会各项秩序,维护社会安定。因此,公证必须深入到我国社会经济生活的各个方面,去调整各种不同类型的法律关系,规范人们的法律行为,方能起到维护正常社会、经济秩序的作用。

  (3)效益

  所谓效益,字面含义是指效果和利益。在经济学上是指以最少的资源消耗取得较大的效果。[12]在现代西方社会,法学家们特别重视法律的效益,他们主张以效益作为分配权利和义务的标准。在立法者眼中,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是其在制定法律时所必须考虑的问题。经济效益是衡量一个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社会效益包括各种社会机构运行效率的提高和获得社会公众的积极评价等。具体到公证法律制度的建立,同样要关注效益的问题。这里所讲的公证法律效益同样也应包括两个方面即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前者是指公证机构依法通过行使公证证明权在满足社会公众对公证法律服务的需求的同时而获得的经济收益以及通过公证的证明活动为当事人乃至社会所创造的经济效益;而后者则应指公证机构依法通过公证证明这一特殊形式满足社会公众对公证法律服务的要求从而调整社会经济生活并获得的社会公众的积极评价。在建立与完善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时,首先要正确地摆正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两者之间的位置,建立什么样的公证法律制度也直接关系到这两者之间的位置。既要重视公证法律的社会效益也要重视其经济效益,两者都不可偏废。就公证证明权的性质而言,应当将其社会效益置于经济效益之先。在构建我国公证法律制度时,应当坚持这一原则,防止公证证明权这一公权力无限制地进入公证法律服务市场,扰乱社会秩序,损害公证机构的公信力。[13]

  (四)对公证制度进行法律定位的必要性

  在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我国公证事业的改革、建设、发展正处在新一轮开篇谋局的重要时期。国家“十一五”规划纲要的实施,为公证事业发展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公证法》的颁布实施,为公证事业发展奠定了法制基础。但遗憾的是相关法律却没有明确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因此,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尤显重要,它不仅可以使公证改革的目标和任务进一步明确,还能起到统一思想认识、步调一致的作用,对于确保改革的方向以及顺利进行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首先,对公证制度进行正确的定位是公证制度改革的应有之意,为改革指明方向。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对于公证制度改革来说,犹如灯塔之于航船,为公证事业改革特别是处于摸索阶段和困境中的改革指引方向,以确保改革的顺利进行。其次,是规范管理的需要。任何事物如果不注意管理和规范,问题和矛盾就会愈积愈深,最终积重难返,导致改革失败。在依法治国的历史背景下,对公证制度的管理,最有效的措施毫无疑问是法律手段。法律是以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行为规范,是社会管理中最有力的手段。因此,对公证制度进行法律定位就是为了便于对其进行规范管理,确保公证事业稳妥、健康地发展。最后,是引导公证发展的需要。由于法具有指导功能,其对公证制度的做出的具有法律意义的定位不仅影响到公证改革的顺利进行,甚至决定着公证事业的兴衰成败。因此,在当前形式下,我们需要准确的法律定位来引导公证事业的可持续发展。放任自流或是定位不准都将影响公证事业的发展,都可能出现“ 一放就乱、一抓就死”的局面。

  

  二、世界两大公证体系对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及其比较

  

  公证制度一方面体现国家对社会经济民事活动的干预,另一方面又在市场经济中扮演着中介机构的角色,体现为当事人提供的一种法律服务,既有权力干预的“刚性”,又有市场的“柔性”。[14]比较公证制度的两大基本类型[15]——大陆法系公证制度和英美法系公证制度,可以很容易地看出这两大公证体系中的公证制度可谓泾渭分明、各有特点,因而对其法律定位也不尽相同。

  (一)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

  在大陆法系各国,公证制度的设置和完善是在保障民法私权自治原则的基础上,采取国家对重大经济活动与公民的重要法律行为的适度干预的做法,以预防经济纠纷的产生和避免可能发生的社会矛盾,维护经济活动的正常秩序和社会的和谐、稳定。因此,大陆法系公证制度被定位为重要的预防性法律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人由专职人员担任,形成一种专门化的法律职业,其公证业务领域较为宽泛,几乎涉及到社会生活中的方方面面以及所有的私权领域,对公证事项都要经过真实性与合法性的严格审查,侧重于实质证明。其中,国家对重大经济活动与重要法律行为的适度干预是通过法定公证制度予以实现的,而且公证书具有证据效力和强制执行力。

  可以说,大陆法系国家的公证制度是一种准司法制度,公证机构(公证人)一方面代表国家行使证明权,作为一个客观、公正、与当事人无利害关系的证人,以国家的名义对公司或公民之间的契约法律关系或者其他法律事实作证;另一方面又作为掌握法律知识的专业人员,向当事人双方提供各种咨询意见和法律建议,以预防可能发生的纠纷,维护和实现客户的最大利益。因此,公证制度的设置与实施,既满足了国家追求和谐的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所需要的效率和法律安全,又为众多经济主体和公民提供了高质量的法律服务。

  (二)英美法系国家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

  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公证制度中,公证制度的功能侧重于形式证明,即证明当事人在公证人面前签署文件的行为属实,在这一点上完全不同于大陆法系国家对经济的适度干预政策。在英美法系国家中,公证人通常都由社会信誉良好的律师来兼职担任,亦可由18岁以上、品德良好、但毫无法律背景的公民担任,还可由法律规定某些官员,如治安法官、领事、军官和各级法院的官员执行公证人的任务。此外,英美法系国家大多实行自愿公证原则,法律很少规定必须公证的内容,公证活动一般收取较低的费用,而且公证没有强制执行力。

  可见,在英美法系国家的制度设计中,只赋予公证制度证明形式真实的功能,不期望公证制度对经济活动与公民社会生活发挥适度干预和预防纠纷的功能,而对实际发生的纠纷则寄望于事后救济,即通过诉讼程序解决。因此,在英美法系国家,特别是在美国,诉讼案件要远远多于大陆法系国家。[16]相应地,英美法系国家的律师业也远比大陆法系国家的律师业发达。[17]

  (三)两者的比较

  从以上两大类型公证制度的比较中,我们可以很容易地看出:两大法系在公证制度的设计上存在明显的差异,因而导致二者对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之不同。但二者并无孰优孰劣之分,而是各自都具有内在的逻辑性、合理性和结构的稳定性。如英美法系的弱势公证职能是与其非独立、非专职公证人的弱势公证组织形式平衡与协调的;大陆法系国家的强势公证职能则是与其独立、专职的强势公证组织形式平衡与协调的。应该说,两大体系的公证职能与公证组织形式的搭配,都实现了作为一项完善的制度其内在要求的机制平衡和功能协调,因而都不会产生制度性的矛盾。[18]在人权和法治思想的指导下,特别是民法理论上的“国家责任说”,使公证制度在国家司法制度和法律体系中的地位得以巩固提高,公证职能得到充分发挥,公证价值予以充分体现,并被确定为与法院的惩罚性并行的一种预防性司法制度。大陆法系国家的法学家认为,他们国家的法律制度因为存在较完整的公证预防体系,因此优越于英美法系国家的法律制度。[19]西班牙甚至有这样的哲言:每当我们开一家公证人事务所的时候,就会关掉一家法院。大陆法系国家的理论和实践都十分强调国家在诉讼纠纷发生以前的介入,他们的体会正如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前主席安贝尔托·波拉总结的“无论过去现在还是将来,任何其他的法律制度都不能像公证制度那样对个人和国家提供如此的实利和安全保障”。实际上,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之所以具有预防性司法制度的美誉是与其法定公证制度分不开的,法定公证制度将重大经济交易活动以及重大家庭事务纳入了法制的轨道和国家间接监控的渠道;而英美法系国家则采取事后救济的方法,尽管英美国家有着更为发达的律师行业和相对完善的纠纷解决机制,但是数量巨大的纠纷仍然给司法制度的解纷能力和社会承受能力造成了严峻的考验。因此,英美法系国家已经开始重视拉丁公证,与拉丁公证国际联盟开始接触,相互学习,相互交流,借鉴其有关做法,完善自己的公证制度,促进社会和谐。[20]

  

  三、我国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

  

  (一)我国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的不足

  我国是成文法国家,现有的法律制度以大陆法系为基础,因此我国公证制度的定位具有与大陆法系国家相近的法律文化理念[21],即我国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应当满足于国家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稳定所需要的效率和法律安全,达到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公证法》第1条规定:“为规范公证活动,保障公证机构和公证员依法履行职责,预防纠纷,保障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的合法权益,制定本法。”从中我们可以发现,目前我国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实际上也倾向于侧重预防功能,此外,2007年8月29号,司法部副部长赵大程在《认真学习贯彻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央党校重要讲话精神》的讲话中,作了《依法推进公证事业又好又快发展》的主题发言,会上提出的“五个坚持”、“两个完善”再次重申了公证制度“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基本定位。[22]因此,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定位在我国已经基本达成共识,但我国的公证制度的现状则基本上类似于以大陆法系的独立、专职的强势公证组织形式与英美法系的弱势公证职能相搭配所产生的一个“畸形儿”,因而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法律定位在理论上与实践上的脱节、产生机制失衡和功能紊乱,并存在诸多难以克服的体制性弊端。

  在以上诸多弊端中,法定公证制度的缺失引起公证制度法律定位上的矛盾表现的尤为突出。所谓法定公证,又称必须公证,与自愿公证相对应,是指为了防止侵害合法权益和影响社会秩序的结果发生;法律、行政法规规定某些重大复杂的法律行为、法律事实和文书必须经过公证后才能发生效力的一项法律制度。[23]一般来说,法定公证事项的范围与数量最能体现一个国家公证制度的预防性职能的强弱,这即是说法定公证事项与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直接相关。就我国的情况而言,到目前为止,除国务院《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中有规定外,其他法律或行政法规中没有关于法定公证的规定,仅有一些部门规章、地方性法规针对某些法律行为规定必须经过公证才能发生法律效力。遗憾的是,其适用性如何还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根据《公证法》、《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规定,允许对民事法律行为的成立、生效做出限制的只能是法律、行政法规,而不包括地方性法规和行政规章。其实《公证法》(送审稿)第28条中已经对法定公证进行了明确规定[24],但遗憾的是最终还是没能出现在正式颁行的《公证法》当中,《公证法》仅在第11条对此进行了原则性的规定:“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应当公证的事项,有关自然人、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应当向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可以说,没有其他实体法的配套规定,这样的规定将成形同虚设,[25]使原本法定公证事项的范围窄之又窄。试问没有完备的法定公证制度作基础,其预防性法律制度的定位何以实现?不仅如此,法定公证制度的缺失还会引发一系列的连锁反应,比如说相对于数量众多的公证机构和相对庞大的公证员队伍来说,我国公证制度的业务范围比较狭窄,业务量也相对较少,公证机构改革将公证处推向市场化竞争后,出于创收的动力和压力,不少公证机构把对办证数量和收费的追求凌驾于保证办证质量之上。在实践中,许多公证处为了“调动”公证员的积极性,将分配方式改革为按照公证员“拉来”及办理公证的收费提成,数量为30—50%不等,从而把公证员的“兴奋点”调动到了“拉证源”、追求办证数量和经济效益上,而不顾甚至忽略公证的社会效益,从而造成了公证质量的严重下降,公证机构的公信力也因此受到严重影响。据悉,即使是在对办证质量要求较高的涉外学历公证方面,由于我国一些地方的公证处屡出假证,已有个别国家明确表示不采信这些地方公证处的涉外学历公证,甚至还有个别国家表示不采信中国的所有涉外学历公证。中国公证的国际信誉受到了严重的伤害。

  (二)对我国公证制度法律定位的调整

  综合考察大陆法系对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并从我国的政治、经济、法律制度和公证制度的现实基础出发,我们有必要更多地学习和借鉴欧洲大陆法系国家公证制度对重大经济活动与公民重要法律行为进行适度干预的做法,给予公证制度代表国家对经济活动与公民的社会生活进行适度干预的空间,充分发挥其预防经济纠纷和社会矛盾的职能。

  为此,笔者认为应当做好两方面的工作。一方面,我们应当在理论方面进行深入的研究,论证公证作为重要法律行为的生效要件的必要性以及它对社会的发展与稳定所具有的积极作用。有观点认为法定公证会增加交易的成本,并在一定程度上有违自愿公证的原则。这种说法看似有一定道理,实则十分有害。它忽视了公证在市场经济活动中预防和减少纠纷的重要作用。实际上,预防纠纷发生的综合社会效益,远甚于法院对纠纷的公正裁决。因为一旦发生纠纷,当事人要耗费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解决纠纷和处理诉讼事务,国家也要支出庞大的司法成本。而且,司法裁判的程序和结果公正与否,当事人因所处角度不同也会有不同的评价。在大陆法系国家,由于公证制度的独特预防作用,在生产经营中发生经济纠纷的比例和国家的司法费用支出,要远远低于英美法系的美国。在美国,房产合同的5%要进行诉讼,而在欧洲只有千分之一[26],这一差距竞高达50倍之多。目前美国的司法成本占国内产值的2.5%。尽管企业或公民会因办理公证而支付一笔数量不菲的公证费,但相比起陷入纠纷甚至诉讼而引致的直接损失和间接损失,这一支出是非常值得的。[27]另一方面,我们还应当在实践当中有所突破。众所周知,程序法是实体法得以实施的保证,而程序法的推行又依赖于实体法。在相关实体法中规定某些法定公证事项,不仅可以使公证制度在实践中的预防性职能得以有效的发挥,而且还能切实保障实体法的贯彻实施。通过参考国际拉丁公证联盟国家的通行做法并结合我国的实际情况,笔者认为法定公证理应包括下列几种事项:

  1.必须公证才能生效的民商事法律行为;

  2.涉外民商事重大事项;

  3.公司重大活动,例如制定、变更公司章程、公司的设立、注册、变更等,以及公司发起人认购股份或缴付股款、公司股份转让等;

  4.招标、投标等不预先公开或者不便公开的重要竞争性经济活动;

  5.发行证券、彩票等涉及社会公众利益的活动;

  6.拆迁房屋等事后难以收集证据的重要事项;

  7.不动产抵押、赠与、继承以及国家机关作为一方当事人的不动产买卖;

  8.法律要求当事人都必须到场,而个别当事人无法到场,法律特许委托代理的事项(如涉外离婚诉讼、继承不动产的过户登记等。这些事项一般都涉及当事人的重大利害关系,如果当事人确因客观事实无法到场而委托他人代理时,必须对委托行为进行公证,以确保委托的真实性);

  9.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重大民商事事项。

  由此可见,相关民商事部门法如《民法通则》、《物权法》、《公司法》、《婚姻法》、《继承法》等应当考虑增加法定公证的条款,以使《公证法》同这些部门法相互配合、协调运转,使法定公证制度在实践中落到实处,真正发挥公证的预防性职能,以体现其预防性非讼制度的法律定位。

  综上所述,对我国公证制度进行正确的法律定位的关键在于我们对公证制度预防性职能的重视程度,通说认为对我国公证制度的职能是基于公证机构中介组织的性质进行界定的,包括服务、证明、沟通和监督四大职能,预防性职能并无体现。因此,预防性职能的引入显得尤为必要。如前所述,最能体现预防性职能强弱的是法定公证制度,但我们不能认为仅仅将预防性职能引入便万事大吉,与之相关的配套制度,如法定公证制度应该在相关实体法中有所体现,这就使得对公证制度的法律定位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得到保障,而不仅仅停留在“说空话”、“喊口号”的层面上。因此,对公证制度职能的再认识与创新,以及在借鉴大陆法系国家法定公证制度的基础上对我国的法定公证制度进行补充和完善,是对我国公证制度进行正确的法律定位并使之落在实处的当务之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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